始于16世纪耶稣会士东来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虽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然因国势衰危，自晚清以来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西学之东渐，至于中学之西传则多不甚重视。方豪曾就此言道：“日本之东西交通史，或日欧交通史研究，多偏于西洋文化之东渐；中国之中西交通史研究，亦有此现象。”①然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中日学界都对中国文化西被投以关注。1944年，有学者这样评论道：“近十数年来，一般对于欧洲研究中国思想这个问题，渐渐注意起来，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学者，对于研究这种问题，更为显著的增多。”②令人遗憾的是，鲜有学人就抗战时期的中学西传研究进行过专门的梳理与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根据所爬梳的相关史料，就其研究的概况、特点及其中学西传观作一系统性梳理，同时结合时代与学术语境剖析其兴起之动因，以期深化民国学术以及中西文明交流的理解，并为当下的中学西传研究提供有益之省思与镜鉴。 抗战时期域外“中学西传”著述的译介 欧美所谓的东方学(Orientology)及汉学(Sinology)，自兴起之始即有四裔之偏向。傅斯年就此指出：“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③故此，欧美汉学家多将中西交通史视为主要研究趣味所在。方豪就此言道：“民国以前，其以治斯学而驰名坛坫者，非西人即日人，而国人无闻焉。”④加之，受欧战之影响，欧人对于东方文化抱以期待，在掀起东方文化研究之热潮的同时，⑤“咸信西洋文明，已入穷途末路，而‘圣德在东洋’的观念，遂支配于欧洲的学术思想界。”⑥ 由此，20世纪初期之后欧美学界相继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文化西被之论著。1929年，陈受颐即称：“近人著述中，偶然说及此事者固多，而较为详细地讨论者，亦复不少。”⑦至20世纪30年代，欧美详细讨论中学西传之论著有：皮埃尔·马蒂诺(Pierre Martino)的《17、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L' Orient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de，1906)、考狄(Henri Cordier)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1908)、贝莱维奇·斯坦克维奇(Belevitch Stankevitch)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中国风》(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1910)、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China und Europa，Geistige und Knstlerisch ziehungen in 18 Jahrhundert，1923)、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的《欧洲与中国》、毕诺(Virgile Piont)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 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1640-1740，1932)以及霍斯特·冯·察尔纳(Horst Von Tscharner)的《德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1939)等。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汉学界所出版的中学西被之论著，同样“亦复不少”，如五来欣造的《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1929)、后藤末雄的《支那思想之法国西渐》(1933)、山田智三郎的《十七八世纪欧洲美术与东亚之影响》(1935)、石田干之助的《支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1936)、关未代策的《东洋思想与法国经济学》(1940)、金子健二的《东洋文化西渐史》(1942)等。 对于域外出版的中学西传论著，中国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前鲜有译介，仅见吴宓曾对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有所介绍。⑧抗战爆发后，民国学人对域外中学西传之研究甚为关注。例如，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出版后，时昭瀛即于1932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书评称：“对于本书所论之一部，有较精密的研究成绩者在国内固不乏人，但就同一体裁同一范围的书籍而论国内恐无出其右者。”⑨同年，吴宓亦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短评，称“作者学识渊博。事实详确，而能执简以驭繁，故无重累之病。又其文笔生动，叙史事极灵活而饶趣味”。⑩1940年，《图书季刊》在《新书介绍》中就察尔纳的《德国文学里的中国》进行专介，称“德国文学里的中国，是一个在德国文学史中还无人研究过的题目”，并称“从前几世纪大部分已经被忘却的作品中挖掘出许多关于中国的材料，对于德国文学史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供献也不少”。(11)《图书月刊》在介绍石田干之助的《支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时主要就此书“阙漏、谬误及简繁失中之大者摘述之”，认为“此书良不完备，其所能详之处，则皆西人研究之成果，亦不过采集众说，了无所发明”。(12) 在介评之同时，抗战时期民国学人还精选论著予以全译或撮译。例如，五来欣造的《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石田干之助的《支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即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8、1941年出版中译本。(13)何炳松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文化西传考》，即是对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的撮译，何氏在绪言中自言其系“参考一九二三年德国人雷赤文(Adolf Reichevein)所著的《中国与欧洲》一书，草成此文”。(14)1936年，陈铨刊于《大公报》的《亚可布教授论东方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是撮译德国亚可布教授刊于《中国》(Sinica)上的一篇长文，他在撮译前言中介绍：“兹因限于篇幅，不愿全译，以累普通读者”，故“仍用原作者口吻，述其大意”。(15) 于此之外，抗战时期的民国学人更多的是采用选译方式。1937年，丁则良选译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之第一章，以《18世纪前欧洲与中国交通史略》为题刊于《清华月刊》。(16)1939年，朱杰勤出版中学西传译文集《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除《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华丝传入欧洲考》两篇专论外，内收译文七篇。(17)选译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有朱杰勤的《论罗柯柯作风：西洋美术华化考》(赫著第九章)、厉鼎煃的《华欧交通史》(赫著导言及第一章部分)、吴祥麟的《古代希腊人关于中亚和中国的知识》(赫著第一章)等。(18)其他则为选译或节译，如《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探源：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泷本诚一著，健伯译，《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6期)、《西洋美术所受中国之影响》(路易丝·华勒斯著，朱杰勤译，《现代史学》1937年第3卷第2期)、《德国诗中所表现的中国》(常安尔著，崔亮译，《中德学志》1942年第4卷第2/3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