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可谓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要遗产。它既是一种史学研究范式，又被视为近代产生的一种世界观。历史主义不仅是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还影响到文学、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直到今天，历史主义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正如德国史家伊内斯·舒伯特(Ines Schubert)所言：“历史主义是19世纪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①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主义的内涵丰富，不同学者对其理解并不相同，甚至互有抵牾，可谓西方学术思想中最难以界定的概念之一。因此，凡是研究历史主义的论著，其导论部分通常都会先对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并说明其将在哪种范围内讨论历史主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在其著作《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中，将历史主义概括为三种类型：一种特定的科学实践、与系统化思维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及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方式。②美国学者彼得·赖尔(Peter Hanns Reill)则在反思启蒙运动与德意志观念论的对立关系时，提出应将德意志观念论视为德意志启蒙思想的延续。在这一讨论基础上，赖尔认为历史主义是脱胎于启蒙运动的一股思潮。③ 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奥托·奥克瑟勒(Otto Gerhard Oexle)将历史主义分为历史主义I型和历史主义II型。前者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历史主义，后者是作为历史科学观念基础的历史主义。④这一划分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历史主义的定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主义II型，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历史主义如何形塑现代史学。如约恩·吕森(Jörn Rüsen)借助“范式”概念，将历史主义视为一种“学科范式”(Wissenschaftsparadigma)，即形塑19世纪历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⑤吕森以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统摄了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随后，一些学者借助其理论，在吕森的学术延长线上研究历史主义，并勾勒出一条从启蒙史学到历史主义史学再到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的线性发展脉络。⑥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关注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如何与现实政治发生关联。例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在其著作《德意志的历史观》(又译作《德国的历史观》)中，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了“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并将“历史主义”视为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想观念。⑦ 近年来，关于历史主义的著作仍然层出不穷。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拜瑟尔(Frederick Beiser)在其《德意志历史主义传统》一书中，从三个层面界定了历史主义：第一，历史主义认为人性、理性并非普适和永恒的，而是特殊和变动的；第二，历史主义强调应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中解释和理解历史；第三，历史主义将历史学视为一种社会科学。⑧德国学者伊内斯·舒伯特则将历史主义的研究扩展到美学和文学领域，认为历史主义不仅是一场精神文化运动，也是德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更是19世纪文化领域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时代风格。⑨ 关于历史主义的研究成果极为宏富，若全部列举，非笔者学力所及，也并非本文主旨所在。因此，以上所列难免挂一漏万。即便如此，仍可看出不同学者对历史主义的理解虽有差异，但大体可分为“世界观式的历史主义”与“方法论式的历史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历史主义产生于同一时期，并通过不同路径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以中国为例，近代学者在译介过程中，对历史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使两种类型的历史主义并行。这些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形成的概念之争，既体现出历史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译介者的知识背景和学术环境的变迁。 据笔者所知，学界关于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多集中于“方法论式的历史主义”，尤其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主义大讨论”。⑩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世界观式的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例如，中国台湾学者胡昌智借助吕森的“历史意识类型”理论，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意识如何从“例证式”转向“演进式”，并以“个体性”与“演进”为分析框架，指出柳诒徵与钱穆的史学思想与德意志历史主义的契合之处。(11)王晴佳以现代史学与时局变动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比较了钱穆《国史大纲》所反映的历史思想与德意志历史主义，认为两者都强调民族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演进。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晴佳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学者如何接受并改造历史主义。(12)此外，景德祥比较了中德两国历史主义学派，认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是“个学主义民族史学的主流”，而中国的历史主义学派则是“类学主义史学主流下的支流”，中国文化精英未能通过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国历史文化中找到出路。(13)中国台湾学者陈志宏通过观察德意志历史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指出其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制度化建设，也促成学界对“世界观式”和“方法论式”两种不同解读。(14)李勇、张一博将关注点放在“世界观式的历史主义”的译介者张贵永身上，分析其如何借助中国传统学术资源来译介历史主义。(15)王庆婷则考察了不同类型历史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认为历史主义虽未形成一种思潮，但仍推动了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发展。(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