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更是塑造集体记忆、文化认同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然而，历史叙事的构建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而是深受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所谓“共同的历史叙事”，是指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书写和研究时，不仅采用一种强调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往来、交流为主体的新的文明史观的叙事模式，更是把这种叙事模式作为一种理论自觉贯穿于书写之中，将历史上不同的文明单元都视作同样重要的人类文明组成部分，提倡复线的文明发展观，拒绝以往和当下各种“中心论”，从而摆脱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等这样一些长期盘踞文明史研究中带有高下优劣之分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话语模式(吴晓群：《全球文明史书写与共同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第184～203页)。然而，历史编纂的多元主义要求与“共同叙事”之间的张力不容忽视，如何平衡不同国家、族群对历史话语权的诉求等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比较研究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探索不同历史叙事之间的异同中，有助于辨析在多种文化背景下通用的一些普遍概念，揭示文化偏见，它还能够提出新问题，激发建立理论。但同时，其应用也面临诸多理论和方法上的挑战。除了需警惕“简化比较”与“优劣判断”这种大问题以外，研究者面前还有诸多挑战，例如中层理论化陷阱、史料不对等性、比较单位的模糊性，等等。 以上提及或尚未提及的种种问题，当然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解释清楚、讨论深透的，这需要有共同学术旨趣的学人一起努力。在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层面提出一些框架性的设想和可能，以此来思考比较研究的方法与人类共同历史叙事的话语模式相结合产生的价值及意义。它们有可能在解构霸权叙事的可能、揭示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重构全球文明史的时空维度等方面提供初步的方案。这三个方面涉及两者的结合与优化能否在方法论层面有所突破，也为世界大变局中的史学研究开辟出一种新的可能。笔者力图在讨论中融入批判性思维，探索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在融入共同历史叙事的话语模式后所可能拥有的改进路径，从而进一步深化其方法论的意义，以及由此为史学范式的创新所带来的可能延伸出去的方向。 一 解构霸权叙事的可能：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人类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的行为，因为人世间没有任何活动是孤立存在的。于是，人们总是在做比较，无论我们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我们都在这样做着，尤其是在思想层面。换言之，比较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至少可以说，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了解他人。比较使得自我通过他者得以显现，但并不会最终归于他者、湮没自身。相反，比较能带来两者之间的动态互构。 具体而言，史学领域中的比较研究，其核心应该就在于，通过对比不同历史叙事中的异同，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因素。这种方法理应不仅有助于打破单一叙事的垄断，还能为构建多元化的历史叙事提供理论支持。 然而，现实却是，许多史学中的比较研究往往陷于某种线性叙事的泥沼，得出“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且其中暗含着为某种霸权叙事辩护的必要性。例如，在国内学界，有人将明清“闭关锁国”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简单对立；在欧美史学界，有学者将关于二战的历史叙事，以“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主义”为主线加以描述。 线性思维通常具有一定的顺序性、逻辑性、目标导向和单一路径性，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在许多时候的确有助于研究者接近研究对象，高效解决问题，迅速得出结论；但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这样的比较研究容易忽视整体性，在处理各种各具特色的复杂历史现象时，会因恪守既有的学术视野与理论而创新性不足。而共同历史叙事的整体思维方式则是关注历史发展的整体结构和全局特征，注重对全部事实的理解和感知。其所具有的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是发展性与聚合性的，能让史家在处理问题时具有较强的总体观念、整合意识以及面向未来的思考。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差异表现在，在消极情景下，线性思维更倾向于细节加工，因为人的消极情绪会使其注意范围缩小，使之更加关注某些细节，从而抑制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与理解。 然而，当研究者摆脱线性思维的方式，并切换成共同历史叙事的角度时，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超越表面的对比，比较研究的方法就有可能挑战霸权叙事的逻辑。仍以上面的两个例子而言，若以16世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为切入点，就可将中国丝绸、瓷器与美洲白银的循环网络，视为早期全球化的共同产物；而关于二战的叙事，除却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线的视角，其他拉美及亚非国家可以更强调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可见，在摆脱了某种中心论的预设前提下，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在转而关注双向物质流动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这种流动背后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也有文化交融、信仰共处、跨文化身份的认同等等更加多层次的复杂因素；新的叙事模式也能够让我们倾听到不同的声音，关注到不同的利益诉求，还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二战对全球不同地区的影响，更揭示了霸权叙事对多元历史路径的遮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