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著名作家、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后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其成长与创作年代，爱尔兰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爱尔兰自1169年起便遭到英格兰入侵，直至18世纪末，已经完全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845-1850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爱尔兰人口锐减、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而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的漠不关心以及高压政策也激发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人民要求独立并在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自治意识的觉醒在文学方面表现为爱尔兰人对盖尔语(Gaelic)产生了强烈兴趣以及对凯尔特田园文化的怀念，这种复古情绪催生了一场空前繁荣的文化运动——爱尔兰文艺复兴(Irish Literary Revival)。以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James Clarence Mangan，1803-1849)、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1852-1932)、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致力于从爱尔兰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发掘爱尔兰的民族意识，重塑真正的“爱尔兰性”与身份认同。爱尔兰文艺复兴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激发民众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也不免落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并带有极端排外的风险：“或宗教，或政治，或复兴古老的本土文化，或关注乡村爱尔兰，或以复活古老的盖尔语为己任，或包容一切，或极端地排除一切异己因素。爱尔兰民族主义充满了矛盾、对立和敌意”(陶家俊 50)。 然而，乔伊斯始终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并不认为爱尔兰可以从昔日荣光之中找到文化优越性：“就像古埃及文明一样，古爱尔兰文明也已经死了。挽歌悠悠，墓碑也早已被刻上铭文。经预言家、吟游诗人、詹姆斯党派诗人之口传颂的古老民族之魂业已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Joyce 1989：173—174)。若想让爱尔兰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一味怀古崇古并非正确的方法，资源与时机并非隐藏于凯尔特传统文化的暮光之中。只有依托现代主义的蓬勃生机、把握文学世界的未来走向才是可能的出路。于是乔伊斯义无反顾地逃离传统的家庭、宗教、社会和民族观念，辗转于欧洲各地，有意将自己置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之中，试图以自我“流放”去摆脱爱尔兰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钳制，以置身事外的世界主义视角重新思考爱尔兰的民族性问题。 一、《都柏林人》：流散想象与无根的世界主义 在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中，整个爱尔兰社会都呈现出麻木、迟钝和压抑的瘫痪状态。出路在哪里呢？有论者指出：“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有着我们可以称其为流散想象(diasporic imaginations)的显著特征。对他们来说，迁移故居提供了一条模糊但真实的逃离途径”(Howes 266)。乔伊斯在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尚存一点自尊的人都不会继续留在爱尔兰。他们都会逃离此地、远走他乡，就好像是逃离一个愤怒天神降临的国家一样”(Joyce 1989：171)。故事《一次遭遇》(“An Encounter”)中的男孩厌倦了日复一日的课堂和游戏，想要亲自经历一番真正的冒险，因为“一直待在家里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险：要冒险非到外面去不可”(乔伊斯2010a：15)。男孩小小的顿悟或许只是来自对于平凡生活的倦怠之感，但是当他和朋友在街上游荡时，遇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误以为他们信奉新教，并以侮辱性的“新教鬼”来羞辱他们(同上：17)。这一遭遇不仅揭示了教派之间那难以调和的矛盾，也间接体现出乔伊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抨击和本人的反教会倾向，而只有逃离原来令人窒息的环境才能真正感受世界的广阔和生活的多样性，才能意识到来自家庭的控制以及来自爱尔兰社会环境和传统习俗的隐形桎梏。 “逃！她必须逃走！”(同上：38)但真的有那么容易逃脱吗？故事《伊芙琳》(“Eveline”)中的女主人公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继续留在家中，那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令她绝望，有暴力倾向的父亲让她胆战心惊，死气沉沉而琐碎无聊的社会环境让她如同行尸走肉；如果决然逃走，她又无法兑现对母亲的承诺，更没有勇气挣脱早已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如同死水一般的生活怪圈最终还是将她淹没，把她拖入麻木困顿的漩涡之中——她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和弗兰克上船私奔的机会。19、20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在政治上无法摆脱英国殖民的影响，在宗教上无法逃离天主教会的统治，更是被极端民族主义与复古自闭的文化思潮裹挟，深陷其中的都柏林人似乎没有勇气冲破藩篱。“即使有这样的愿望，也常常是在行动的关键时刻屈服于怯懦和习惯，回头做了精神瘫痪的牺牲品”(徐晓雯 3)。他们只得自生自灭，无力逃离这瘫痪孤独的现代图景，最终就像伊芙琳一样被迫妥协。 如果彻底逃亡呢？乔伊斯对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对立面——无根的世界主义(rootless cosmopolitanism)理想也秉持一种怀疑态度。在故事《赛车以后》(“After the Race”)中，几个年轻人显然代表着不同国家及其独特的文化气质——法国的夏尔·塞古安、加拿大的安德烈·里维埃尔、匈牙利的维洛纳、正襟危坐的英国人鲁思、美国人法利以及爱尔兰本地人吉米。他们看似志同道合，声称“为爱尔兰、英格兰、法国、匈牙利和美利坚合众国而干杯”(乔伊斯2010a：46)、向共通的人性致敬，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洞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它否认参与者之间的权力等级和财富差异，将(充满差异的)群体掩盖为平等的伙伴关系”(Howes 262)。几位青年在牌桌上正面交锋时，人与人之间及其背后代表的国与国之间那悬殊的力量关系就被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维洛纳直接退出牌局，“默默地回到钢琴旁边，为他们弹奏即兴曲助兴”(乔伊斯 2010a：46)，这直接体现出小国在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地位；牌局的输赢在鲁思和塞古安之间摇摆不定，也代表着只有英国与法国有资格去争夺世界霸权。乔伊斯由此暗示：无根的世界主义并不可行，对所谓普世价值的过度推崇以及对差异的忽视会导致世界主义重新落入帝国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窠臼(Hall 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