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战争，抓住生活 卢沟桥事变吹响了全面抗战的号角，此后不久爆发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更表明了全国上下一致抗战的决心，抗战从此进入了全面战争的状态。潘汉年当时即指出，在“八一三”之后，“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①。 抗战军兴，举国群情激昂，很多人为之欢呼雀跃。黎烈文就激动地说：“看着飞机在天空翱翔，听着大炮在耳边轰响，我满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喜悦使我快要发狂，我没有功夫想到一颗炸弹要毁掉多少生命，一声大炮要轰去多少房屋，我只觉得我们复仇的日子已经到来，我们用自己的血和敌人的血来洗涤我们积年的耻辱的日子已经到来。在这种伟大的抗战的空气里，我们活固活得痛快，死也死得痛快!”②这样欢呼战争的到来，让人不禁联想到一战刚爆发时的欧洲，当时欧洲各国思想界也都视战争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德国，知识界普遍认为“战争将是振兴停滞不前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理想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手段”③，是保卫德国文化使之免受盎格鲁—撒克逊实用主义文化和物质主义文化侵蚀的一场壮举，马克斯·舍勒因而认为这场战争通过阐明德国独特的战争性质而揭示了“最高的伦理价值”，④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则在德国民族解放的层面上来肯定德国所作的战争努力。⑤当然，中国的抗战性质完全不同，它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战，而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但战争所激发的热烈响应却仍有相似处。战争曾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亲密的、患难与共的感觉”⑥，它不仅使“个人的、阶级的私利得以超越”，而且也“见证了那种基于享乐的生存审美化倾向的消失”。⑦在中国，抗战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在战前，国内政局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局者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对日本步步进逼的侵略行径一味地忍让退缩，一般民众精神颓靡、唯求苟安，抗战的全面爆发使为此忧心如焚的爱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自我解放的希望。茅盾断言：“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⑧他还乐观地预言：“在长期抗战的火焰中，我们社会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将必净除，在发动民众力量以保障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的过程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可能自然而然消解去，因而抗战的结果又将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真正的全部的实现。”⑨但中日两国毕竟在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这决定了抗战必将是艰苦卓绝的血战，因此很多人在展望战争前景时便不免语含悲壮。傅东华在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所作的诗中写道：“我们要把我们的尸体，供后继者作砂包，/我们要留我们的血迹，让后继者去踩践。”⑩芦焚也在诗中号召人们“掮起我们的枪/去为自由而死/……跨上我们的马/去为要活而死”(11)。这种慷慨赴死的壮烈情怀回荡在当时很多诗文中。 伟大而悲壮的全面抗战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文艺应直接描写抗战与民主斗争，“要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这才是抗战的文艺”(12)。1938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对抗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明确的要求。但是，要求文艺直接描写抗战，也滋生了一些流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胡风所指出的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由于政治要求的过于迫切，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和认识不够，却往往弄成了廉价的表现，写兵士的英勇就难得看到生活上的根源和曲折的成长道路，写汉奸就给他一型的脸孔，写青年就把他们一律地印上预先安排好了的结论……，新文艺里面一向存在着的公式主义的倾向，不但延续，而且滋长了”(13)。 文艺到底应如何描写抗日的民族战争?对这个问题，胡风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七月》发刊致辞中，他强调“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小的”，“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14)他编《七月》，从最初三期周刊起，就很注重反映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吁请大家多投寄关于民众活动、抗日英雄、战地生活的各类特写和地方通讯。在他看来，“这些是一代底伟大的历史材料，是培养抗战魄魂的宝贵粮食”(15)。1938年1月，在于武汉召开的《七月》座谈会上，萧红说躲警报也是战时生活，只是大家抓不住罢了，作家若是抓不住生活，那么即使上了前线，也还是会写不出来。胡风对此表示赞同，认为“现在大家都是在抗战里面生活着”，“随时随地都有材料”，关键就看作家能不能抓住。端木蕻良也指出：“战争场面只是关于抗战生活的一方面，如果不懂得政治内部种种复杂情形，不懂得后方民众的各种变动的情形，那就不能够写出这个战争。”(16)可见七月派同人对于如何写战争和战时生活，看法基本一致。 《七月》上发表的各类作品，尤其是被胡风视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的“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有着胡风所说的“史诗的形态”的小说，都体现了七月派作家对战争书写的独特理解。本文以《七月》作家群中特点最鲜明的丘东平、曹白和阿垅为例，考察他们是如何描写战争和战时生活的，进而探讨在其战争经验书写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意义的丛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