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时代，青年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但每个人却比过去更加孤独与焦虑。“人工智能伴侣”“搭子社交”“云端爱情”这种情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青年的生活方式，折射出他们既渴望社交又恐惧亲密，既追求个性又困于孤独的矛盾心理。“在原子化的社会中，我们更应该建立‘互依性社会关系’，相互合作、彼此成全，以抵御即将到来的不确定风险。”[1]构建温暖向善的数字生活，需要将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整体发力，而这建基于共情。共情以人与人“生活在一起”(the living-together)的意愿为动力，帮助人与人“生活在一起”[2]，是使数字时代的“他者消失”走向“他者重现”的基础，也是青年构建有尊严的、有德性的、平等的数字生活的基本问题，对于破解当下青年的情感困局至关重要。 共情在词意上，源于德语单词“einfuhling”，最早被应用于美学领域，特指“审美感受产生于主体与对象之间，实现了感觉和情感共鸣”[3]。在“empathy”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前，以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情感主义者就已经用“sympathy(同情)”代指“共情”，认为“个体天生具有超强体察他人强烈情感状态的‘同感’(fellow-feeling)的能力”[4]，它不仅包含道德上的怜悯之情，还包括非道德上共通性的心理感知能力与共情行为。在道德神经科学视角下，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当我们听到人们说话或看到他们的姿势、手势以及面部表情的时候，我们脑中的神经网络就被一种‘共享表征’(shared representation)所刺激。其结果就是一种对我们所观察的对象的体验产生内在的反映或模拟。”[5]其中，“情感共情采择主要与腹内侧前额叶有关，而认知共情采择主要与背内侧前额叶有关”[6]。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情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共情以道德实践为核心机制、以情感共鸣为基础，强调推己及人的自我道德反思。由此，共情作为人性本能向社会本能的衍生，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是自我能够感受他人的痛苦与快乐，并以合宜方式进行的道德回应。 共情的核心是解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是人们能够进行换位思考和达成认知共识、价值共识的心理机能”[7]，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黏合剂。在共情心理中，人类体会到“自我”与“他者”是一体存在的，“没有他人的给予，任何人不可能度过需要依赖性的时期”[8]。“我”之所以成为“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存在，而是因为他者的存在。作为道德生活的基础，它使人们在“和”“合”的增益思维中实现生活“共处”。数字时代赋予了青年极大的选择自由，但也使其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逐渐丧失加入“情感共同体”的本能。具体来讲，算法茧房制造着虚假的自主性幻觉，社交媒体催生表演型情感的泛滥，元宇宙的虚拟分身加剧着情感认同的碎片化。然而，在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青年如果缺乏对“类”存在的共情能力，个体的脆弱性将无法适应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无法实现从“数字原住民”到“文明摆渡人”的跨越。青年只有通过不断提升共情能力，突破自治自利的原子式个体价值认知，保持技术锐度的同时又怀有情感温度，才能在数字时代的焦虑、愤怒、内卷中重拾价值与希望。 二、数字时代提升青年共情能力的独特价值 数字时代，青年的情感体验依附于数字空间的虚拟数据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联结，但数字生活中交往关系的间接性、情感关系的异质性与权责关系的松散性，导致价值联结网络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每个青年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确证自身，从个体走向集体、走入社会，实现从分散到聚合的圈层融合。共情是道德人格的内在逻辑和规范性的道德情感，青年提升共情能力对于修复或治愈被数字异化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具有独特意义。 (一)个体价值：在对他者的共鸣中确证自我 数字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沉默无声”的时代。数字媒体为青年提供了被动观望的窗口，也赋予了青年“打开门”的自由，让他们可以通过这些“门”亲手将信息传递出去，创造一份属于“我的日报”。然而，随着网络参与数量、种类与频率等不断增加，青年迅速进入过度饱和与凝滞状态，这时“我的日报”就变成了一份“自我时报”，深刻地改变着青年的情感与行为。他们沉溺其中寻觅自我，确认自我存在，但又无法对结果作出全面而理性的判别，这种盲目以及伴随而来的迷失构成了青年的情感危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人的自我认同是在社会关系中逐步确立的，与他者进行信息交换、身份感知、实质共鸣都是确认自身的重要途径。而在数字空间中，社会的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都被打破了。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脱嵌”了。青年越来越逃避与真实的人或物进行接触，数字化让真实的他者消失于无形。在这个由同质化信息组成的“信息茧房”中，青年生活在一个想象的自恋“镜中空间”，外在于自我的行为与经验被“冷却”了。那些曾经搅动内心的力量，因为身体的离身性与感受外在化，对青年来说正在逐渐丧失意义，看似体验时刻越来越丰富，但是生命经历却越来越匮乏，看似喧嚣的网络背后是青年严重的自我消耗，是对自我与他者呼唤的“沉默无声”。当花费的时间与吸收的能量严重失衡时，失落感、孤独感、脆弱感应然而生。在这种深度的自我异化中，青年要提升内核的韧性与自我修复性，就要对内主动调适“和而不同”，对外敞开自我“求同存异”，在与他者的共鸣中将“自我时报”升级为“我们的时报”。在这个过程中，共情作为人对社会关系中主客体心理反射机制的呈现，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升共情能力就是要拨动社会认知中这条“振动的共鸣弦”，让青年看到、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在凝视他者与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形成基于异己的理解自我与世界的思维模式，在网络的喧嚣与静默中保持定力与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