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活动总是伴随着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野中的“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和属性即教育内容对于教育主体需要的适应与满足所表现出的效益、效用和意义”①。价值是人们在追问已知世界对人有何意义、有多大意义的同时作出的一种评价性反映。这种反映以人的态度、目的、愿望、动机、理想、信念等方式表现出来，形成具体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观念的积淀、浓缩和反复证明，进而形成的更加稳定的价值评价、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倾向。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信念、信仰和理想。②价值观教育并非我国独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虽未直接使用“价值观教育”这一表述，但是都关注并重视价值观教育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④人们的生产方式、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巩固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为其奠定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⑤。因此，价值观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支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青年价值观教育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⑥。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价值观教育，在延安时期⑦这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探索并积累了大量关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在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时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⑧回顾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光辉历程，立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深入挖掘研究延安时期党的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做好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成熟、壮大，历经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胜利的曙光。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的上升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考验，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真理力量提供了历史契机。青年价值观教育作为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青年实现政治认同、价值确立和实践动员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是由于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它的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⑨。毛泽东送给陕北公学同学“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⑩。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抗大(11)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2)抗大的教育方针为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提供并明确了方向、遵循和主要任务。在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寓青年价值观教育于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之中，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效果，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界革命青年。 1.政治认同：党的政治主张吸引青年“到延安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反帝反封建、坚持爱国与民主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空前认同，吸引了数万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赴延安。始终高扬党的政治主张，使广大青年对党形成自觉彻底的政治认同，是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广大青年“到延安去”、积极加入革命队伍是这种政治认同的典型表征。“在各抗日根据地，数万青年走上抗日前线；在民众抗日武装中，活跃着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青年队等青年武装力量。大批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也不顾艰险奔赴前线、奔赴敌后、奔赴延安。”(13)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14)。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坚定不移的政治主张获得了当时爱国青年的广泛认同，“到延安去”成为广大青年的政治方向选择。 广大青年克服重重阻碍，通过以下几种主要途径奔赴延安，“一是八路军在各地办事处介绍来的；二是经当地中共地下党介绍的；三是社会知名人士推荐的；四是持有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五是什么都没有的，自己跑来的”(15)。据有关统计数据，“仅1937-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去的知识青年就达2万多，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大学生、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爱国华侨等共有6万多(含到延安的4万多)。这个数字远超1937年初中共党员的总数(4万)”(16)。广大青年奔赴延安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阻碍和考验。一是来自政治环境方面的，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拦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爱国青年进入根据地十分困难。此外，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反共、防共、容共、限共”方针，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一时期到延安的青年数量比之前有所减少，但仍有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突破阻挠奔向延安。二是来自物质环境方面的，包括交通条件限制和延安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数万爱国青年跋山涉水，突破艰难险阻和重重封锁拦截，有的放弃了繁华都市的生活奔赴延安，用实际行动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主张的自觉自愿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