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由各种符号构成，但话语内涵的旨意，远不止这些符号所确指的事物”[1]，在人们的精神活动或社会实践中，具有弥散性、渗透性的意识形态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话语形式体现出来，即话语存在的本真意义就是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隐喻表达出来。诸如“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国债务陷阱”等话语陷阱，“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西方议题，以及“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背后往往暗含着资本主义所预设的逻辑陷阱，极易对人们理解现实、把握实践产生迷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2]104“澄清谬误、明辨是非”[3]451“以立为本、立破并举”[4]311。基于此，从话语批判的视角出发，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批判的要义在于通过沟通、阐释、辨析与反驳等话语批判策略，深入剖析各种话语背后所隐藏的西方霸权逻辑和意识形态本质，更好地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批判的实质 在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精准厘清其话语批判的实质，既是深化理论探索的逻辑前提，更是推动新时代批判实践科学化、系统化的核心环节。与此同时，这种学理澄明对于提升主体的理论素养和批判能力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意识形态话语批判的缘起 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谱系中，“意识形态”一词因其内容庞杂、意义含混、性质诡异和使用频繁，被认为是最具理论张力和最难以把握的范畴之一。自19世纪初以来，“意识形态”被普遍使用和流行，当时很多西方学者的研究态度截然不同：一种是将意识形态视为描述性的学术语汇，用以指称特定的“思想系统”与“信仰架构”，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另一种是将意识形态视为虚伪意识的表征、假象逻辑的具象化以及颠倒性反映的载体，批判性地将其与社会支配结构及认知遮蔽机制紧密关联，进而将意识形态分析升华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维度。应当承认，在西方绝大多数意识形态研究的思想家、理论家，如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从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符号暴力分析，其研究路径旨在揭示意识形态的“非真理性”特质，通过批判解构背后的概念神话和话语霸权，最终实现对特定意识形态的终结。可以说，意识形态自诞生之初便内嵌了自我批判的基因，正是这种对抗性特质使得意识形态天然具备批判属性与斗争品格。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观念之争”到20世纪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战，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是推动社会变革与思想进步的内在动力，不仅塑造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轨迹，也使其成为社会形态更迭的思想先锋。 在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或者理论家，都只是在传统范畴内进行所谓的概念修补与逻辑调适，即使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也是如此。而真正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实践，通过对以往学说或理论的批判，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源，将意识形态从观念领域拉回现实领域，从中性科学转向批判对象，使得“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5]152，这奠定了意识形态话语批判的根本遵循。一直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致力的事业，并非是对意识形态的局部改良，而是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虚假认知，揭露和批判内在的欺骗性、迷惑性。这种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他们之前的理论家尚未触及。“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6]7，这一论断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非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盲目排斥和一概否定，而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7]22，是辩证地揭示和鉴别，更是建设性地推动和提升，既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又具有辩护性、论证性。 (二)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实践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面对挑战，马克思主义者从不退缩，而是坚决斗争，这种批判性实践从理论维度来看，一是作为“前提批判”的认识论澄清，通过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其概念框架的历史局限；二是作为“实践批判”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在工人阶级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话语论辩等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超越和话语建构。由此可见，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不是单纯的“否定”，他们的实践既回应了具体时代的话语冲突，也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确立了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8]1-2正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成长的各个时期始终以“战斗者”的身份，先后对激进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虚假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纵览他们一生的著作不少都具有批判性，“批判”一词甚至直接出现在著作标题中，如作为唯物史观基本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他们不仅揭示了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物质基础，而且旗帜鲜明地指出其生成的根本症结及阶级实质，即为统治阶级取得合法性进行辩护和服务。二是确立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指明实践批判的前进方向。“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5]435这一经典论断，绝非简单的政治宣言，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化的理论表达，是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觉醒。三是坚持破立并举的辩证方法，“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6]7。正是在不断地批判实践中，逐步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