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主义与国家一体化建设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E-mail:18911137454@126.com;王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wangyuedabao@126.com。

原文出处: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内容提要:

曼努埃尔·加米奥被誉为“墨西哥人类学之父”,他的思想对20世纪墨西哥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下,加米奥批判了墨西哥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对土著族群的污蔑与歧视,主张土著人是墨西哥民族的起源,土著文化是墨西哥民族的基石。加米奥认为,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困境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带来的种族区隔。融合白人与土著人血统的混血人种是“墨西哥民族”的中坚力量与理想形态,是墨西哥的国族。种族和文化的融合是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方向。加米奥呼吁人类学研究应立足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土著族群为研究重点,在实践层面上推动族群的融合。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是20世纪初墨西哥知识分子超越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桎梏、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探寻,显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在拉美社会的生成。


期刊代号:D5
分类名称:民族问题研究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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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1883-1960)是20世纪初墨西哥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被誉为“墨西哥人类学之父”。加米奥批评殖民主义人类学对墨西哥社会与土著(Indigena)族群①的落后定义,大力推动“土著民族主义”(Nacional-Indigenista),倡导实践人类学的取向,主张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将土著族群融入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以此形成20世纪上半叶墨西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主张,不仅在较长时间段里决定了墨西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更对20世纪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曼努埃尔·加米奥的现代人类学思想进行研究,对理解当下墨西哥族群关系与社会发展状况、分析墨西哥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内学界对曼努埃尔·加米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拉美史研究领域,以韩琦的《加米奥的〈锻造祖国〉与墨西哥的土著主义运动》最具代表性。韩琦认为,曼努埃尔·加米奥的代表作《锻造祖国》集中体现了加米奥土著主义的思想,主张提升土著人的地位,将其纳入国家一体化的序列,倡导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建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墨西哥文化发展方向,对20世纪20~40年代的土著主义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

  与国内学界关注的稍显薄弱不同,墨西哥与欧美学界对加米奥现代人类学思想的态度经历了从赞扬、推崇到争议、分化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在墨西哥大革命后百废待兴、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下,加米奥作为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对国家一体化建设自主性的探讨,受到了学界与知识分子的广泛热议。1918年,芝加哥大学斯塔尔(Starr)认为加米奥找出了墨西哥所有困境的根源——土著问题,赞赏他“推动墨西哥依靠自己,而非外界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他认为,加米奥的混血主张是基于人类学的方法,根据科学原理制定的正式的改良计划,勾画了一个“卓越而独特的政府实验项目蓝图”。③1920年至1924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认为加米奥的《锻造祖国》“深入而科学地研究了墨西哥社会问题的真正病原”④。加米奥过世后的1961年,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米格尔·莱昂·波尔蒂亚(Miguel León Portilla)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加米奥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突出贡献,充分肯定了加米奥对墨西哥人类学学科的深远影响。⑤

  20世纪60年代后,加米奥的主张开始受到学界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暧昧不明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术与政治结合过于密切两个方面。阿方索·卡索(Alfonso Caso)认为加米奥对土著文化保护的主张与以混血为主的国家一体化建构存在着矛盾关系。⑥英国拉美史学家布瑞丁(Brading)认为加米奥“混血主张”的本质是“破坏,而非对土著文化的保护”⑦。吉耶尔莫·卡斯蒂略·拉米雷斯(Guillermo Castillo Ramírez)认为加米奥对土著文明的重视和保护是一种“屈从于国家一体化统一的文化多元主义”。⑧由于加米奥曾长期在墨西哥联邦政府任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土著人的政策,罗杰·巴尔特拉(Roger Bartran)认为加米奥现代人类学的思想是墨西哥人类学界与威权国家现代化计划媾和的代表。⑨在墨西哥人类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邦菲尔(Bonfil)也认为加米奥“混血”观念的实质是对土著族群的同化。加米奥推崇的“现代化”政策完全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决定土著族群及其文化的去留,没有考虑到土著人的意愿和需求。⑩

  对于加米奥人类学思想评论的转化,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后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解放神学、无地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1968年奥运会前夕,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Masacre de Tlatelolco)(11)发生后,大批持不同政见的人类学者开始活跃。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与文化多样性主张在墨西哥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墨西哥学界的批判与反思。在此语境下,集中体现墨西哥大革命精神,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加米奥及其现代人类学的主张才会遭受批判。

  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在全球南方与本土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下,墨西哥学界开始重新评估加米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罗德里格斯·索里亚诺(Rodríguez Soriano)沿用生物政治与文化表征的后现代视角审视加米奥的遗产,批评其混血主义叙事可能强化国家对身体与身份的规训。(12)虽然索里亚诺认为加米奥的理论本质上基于白人中心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他的批判也反向突显了加米奥理论对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结构性支配。卡米拉·萨瑟兰(Camilla Sutherland)(13)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加米奥时代的土著主义语言被国家美学传统、艺术系统和精英再现、继承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其原初的社会改革意图。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出,虽然加米奥的理念被不断重构,其思想却始终影响着墨西哥学界对国家与土著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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