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清末，随着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很多志士仁人都提出借鉴西方民族主义，以“民族”建构“国家”，建立“中华民族国家”，并视之为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1902年，梁启超首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①然而，自从“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以后，如何界定中华民族的概念、构成和属性，中华民族是指汉族还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如何定位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否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身份等，无论是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还是学术界，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并提出各自的观点。从梁启超、孙中山“以汉族为中心使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的中华民族观到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观，再到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都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国情，或认识不够全面，因而未能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有效方案。 只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中国并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和具体条件中国化后，中华民族构成的界定以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定位这一问题才得以较为根本性的解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重要论断，②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该论断蕴含的对中华民族构成的界定及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关系定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包括斯大林民族定义照应中国历史和国情实际的灵活运用，为抗战时期成功解决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张力问题提供了最佳方案，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开创以及“多元一体”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基源性思想。本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为理论视角，对抗战时期毛泽东“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重要论断进行历史背景和学理上的深入析论。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虽然只有短短数字，或许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简单，已成为共识，但在当时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则具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建立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具有根本性的思想价值。 关于抗战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郑大华、③张太原、④向驰⑤论述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的调适嬗变及最终走向成熟和确立的过程。青觉、赵超论述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奠定了当代中华民族话语的重要基础。⑥陈建樾主要探讨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提出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初步形成。⑦总之，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调整、嬗变和最终确立，或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建构，或探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开端。本文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为理论视角，聚焦于析论抗战时期毛泽东“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重要论断，分析其提出的历史背景、思想意涵和当代价值。 二、毛泽东“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论断提出的历史语境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致力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先驱们希望中国实行民族与国家建构相结合，建立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认为这是衰老的中国抵御西方列强走向复苏的根本途径。但是，清末民初多种政治力量的“中华民族观”均存在严重的汉族中心主义倾向。抗战时期顾颉刚等和国民党坚持“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观，否定各民族的民族身份，认为各民族只是“种族”“宗族”。全民族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观亦不成熟。只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提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重要论断，才能确立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之道。 (一)清末民初多种政治力量的中华民族观 近代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1902年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他此时使用的“中华民族”指的主要是汉族。1903年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又提出“合汉、满、回、蒙、苗、藏，组成一大民族”的构想，并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⑧尽管梁启超在此处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提出中华民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但他仍然主张少数民族彻底融入汉族。⑨所以，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汉族中心倾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早先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迅速放弃驱除鞑虏建立单一汉民族国家的主张，接受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建立一个“五族平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⑩虽然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旋即提出“五族共和”，但还是坚持以汉族为中心，使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11)1921年3月，他对革命党人说：“即拿汉族来作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12)由此可见，孙中山虽然在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五族共和”，但从思想内涵看，仍属于以汉族为中心的“五族共和”。李大钊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驱之一，他在1917年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中，便已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主张。(13)但在民族问题上，李大钊在该文中大力提倡中华民族和新中华民族主义，但他只提倡冶融为整体的新中华民族，否认各民族的存在，认为各民族都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14) 总之，无论是立宪派的代表梁启超、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还是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对中华民族的思考和观念形成中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历史国情，急于效仿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即一族一国、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重合的“民族国家”思想。他们普遍倾向于主张以汉族为中心融合或同化少数民族，重构整体的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建构现代的“中华民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