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精辟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依托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人口载体，在古代是“天下之人”，在现代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史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生成之物，也是中华文明融会贯通现代性的现实结果。在当代中国民族学的思想体系之中，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这一理论范式不仅揭示了在近代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如何从自在走向自觉，更包含着对文化与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论回应，即共同的文明底色与历史命运如何使中华民族得以协调文化多样与文明整合，塑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与整体性认同。 一、文化与文明：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 在缘起于西方的民族学知识体系中，“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资源，对于“民族”的界定往往依赖于其特有的“文化特征”，如语言、宗教、生活习俗、服饰等。西方民族学的古典传统是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小型共同体，其理论取向中同时包含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两个维度。在这种理论视野中，“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群体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技术制度、意义体系与价值认同等状态，强调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本土性与精神性，重视身份认同，即回答“这群人是谁”的问题；而“文明”则强调关注文明的普遍性、等级性、制度性与物质性，含有西方中心视角下的进步主义意涵，重视人类社会从“野蛮”(非西方)到“文明”(西方)的演化路径，即回答“这群人应变成什么样”的问题。 然而，如何界定文化与文明?这在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及各自的时代观念，对这两个概念有非常不同的定义与态度。通常来说，对于“文化”，最为泛化的定义是“所有人造物”，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这种观点大致认为文化与文明同义；②但另一种观点则将“文明”定义为“高等级的文化”，它往往以国家政体、人文地理区域或普世宗教等形式存在，如“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③ 16世纪之后，殖民主义兴起。面对全世界不同的种族与社会，欧洲人将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传统视为“文明”的典范，而将所有非西方社会视为“不文明之域”④。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语言和知识传统中，“文化”与“文明”概念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法国直到19世纪末仍是西方文化的中心，在启蒙时期的法国文化中，“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几乎是重合的。而在英国，则较重视“文化”而非“文明”，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一个社会中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文化。然而，在同时期的德国知识传统中，“文明”更多是指物质层面的发展，如科技发明等；“文化”则是意义体系，如思想、观念、价值、象征等，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最重要的精神与本质，只有透过“文化”才能整合物质文明。这也是德式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的根源之一。⑤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指的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北纬30°线附近，世界不同地点几乎同时出现一些伟大的先知型人物，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犹太人的摩西。人类文明由此实现重大突破：在中国，儒家、道家等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在印度，佛教兴起；在古希腊，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得以奠定；在以色列，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亚伯拉罕一神论宗教出现。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代表着人类开始从蒙昧走向自觉，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入思考，这成为轴心文明后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石，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持续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社会制度等。⑥“轴心时代”和“轴心文明”这两个概念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这个文明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文明因异族入侵而衰亡，因政权更迭而中断。汤因比对历史上“消失的文明”作了理论解释。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兴衰取决于其应对挑战的能力，能够成功应对挑战的文明会进入“生长”阶段，而文明的消失则源于未能有效回应关键挑战。例如，祭司和法老的王权与神权之争将古埃及文明推上消亡之路(内部挑战)；玛雅文明因气候突变导致农业崩溃进而文明解体(自然挑战)；蛮族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外部挑战)；因种姓制度造成的道德与信仰体系僵化使印度河流域文明丧失创新力(社会挑战)，等等。汤因比强调“文明死于自杀而非谋杀”，内部衰败比外部冲击更具决定性。换言之，文明延续的根本，在于以文明为基础的政治单位必须存在，如果以文明为基础的政治单位消亡了，这个文明也就消亡了。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