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使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成为新趋势，人们接触的空间逐渐转变为数字媒介与实体地方共同“编织”的场所，引发了人们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真实生活与表演、存在与表征等多重维度的重新思考[1]。其中，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凭借贴近用户喜好、互动性强等特点催生出大批“网红城市”[2]，形成了“互联网+”的文旅发展新业态。网红目的地不仅与游客直接接触，也与数字化实践紧密相关，对地方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加深着个体对特定地方的认知和情感。数字媒介开创了人际传播的新模式，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的互动中产生巨大的现实效应。 空间与地方不断被各种新兴媒介所表征，数字平台成为个体认识、了解陌生地方的重要场所。“网红城市”的兴起也反映出，数字互动正逐渐成为连接个体与旅游目的地的新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游客的时空位移逐渐被数字信息的交互所取代，改变了人地互动的“在地性”，个体有机会借助数字媒介获取地方感知并形成数字地方感。这种跨时空的地方情感是新型人地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影响着网络个体各种形式的地方参与，在地方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深刻解读数字平台中的人地互动方式与情感生成过程，本研究以当下知名网红城市洛阳为例，从“数字相遇”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化语境下主体与地方、存在与表征、实践与情感之间的深刻内涵与联系。具体研究问题包括：①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如何影响人与地方的内涵重构及互动？②数字化平台中的人和地方如何实现跨时空的相遇，如何影响个体对于地方的认知与情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媒介对地方发展，包括文旅发展和地方传播的作用，进一步探究数字化的人地关系及相关理论框架，对城市未来的营销发展策略有重要指导价值。 1 研究进展 1.1 媒介地理学与“数字地方” 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方式，重塑了社会关系形态，也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日常生活与知识生产[2]。媒介与现实生活的不断耦合使媒介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研究被提出，学者们开始反思传播转向对地理空间的影响。虽然地理学家们仍习惯用在地化概念描述世界，但网络技术与地理信息的日益融合使其不得不关注数字化转向，其中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去除物质性[3]。 数字革命消解了地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4]。Tuan Yi-fu指出人文场所的范围和质量是由人的感知、经验定义的[5]，而非简单的物理或行政边界。最早的虚拟空间是指定位系统、电子地图等技术对地方的再现[6]，实体空间被抽象表达为坐标和矢量图，社会属性被严重忽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概念的提出强调了人可以作为参与者利用计算机对虚拟世界进行体验和交互，而后虚拟体验、虚拟旅游等受到广泛关注[7]。智能设备的普及赋予了大众知识生产的权利，新兴数字媒介如YouTube[8]、抖音[9]等数字平台成为自我呈现和社交表演的重要舞台，数字地方也在经验分享、交流互动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结合段义孚对地方的理解，数字地方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想象的产物[10]，既是物质空间的再现，也包含多元主体在媒介平台中的数字实践，是一个动态复杂的概念。 媒介化转向作为一种新兴思潮催生了媒介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外国学者系统解释了网络传播对空间、地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强调数字地方不只是现实世界的表征，也是数字实践下的意义生产过程[11]。国内研究中邵培仁也从传播学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媒介社会中的空间、时间、地方和景观等地理学概念[12]。此外，虽然已有研究强调了“媒介是人的延伸”[13]等观点，指出人在媒介化互动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但媒介地理学相关研究在解释媒介技术对地方的描述和呈现同时，还未对数字化空间中个体和人地关系特点进行充分论述。因此从数字语境下理解人与地方相遇，以及人的数字情感可以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 1.2 数字平台中的人地相遇与数字地方感 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另一核心话题，人类主体的情感体验、身份认同也受到数字化的深刻影响，技术对日常实践的渗透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人”的意义被进一步扩展。随后传播学者们开始讨论人类主体在数字化进程中发生的更深层的转变，并将人类主体理解为一种“半人半机器”(Cyborg)的存在[14]。Rose G在后人类哲学的基础之上，理论化了数字技术参与下的后人类能动性[15]。把握人类主体在媒介空间中的转变是媒介地理研究的核心要务，在数字化人地关系中，这种核心转变表现为个体对地方的认知与情感变化，数字地方感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产物逐渐被提出并讨论。 国外有关跨时空地方感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07年，有学者利用地方性和地方感区分虚拟地方和真实地方[16]，之后学者们开始聚焦网络对地方感的传达。Peralta R L分析了旅游vlog等数字化产物对地方感知和想象的影响[17]。国内研究中邵培仁最早开展有关“媒介地方感”的研究[12]，随后以电视节目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成为研究重点。吴玮等建构出“数字地方感”概念模型[18]，以分析网红城市的空间生产与意义生成，基于数字平台的地方感研究开始出现。如叶超等学者进一步强调了地方的生产过程中，网络流量对地方形象和情感的重构[19]，地方情感的数字化特征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媒介技术深刻改变着人地关系，跨时空相遇成为数字化人地互动的重要特征。“相遇”(encounter)概念最初用以指代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后被引入媒介地理来概括以往研究所主张的行为者相互分离的互动模式[1]，并被用以探讨媒介化平台中的人地互动。Adams P C将媒介地理学描述为“相遇的形而上学”[1]，指出传播是人、非人、物质、符号的相遇过程，并强调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数字媒介赋予了传播主体网络身份，使其在不发生物理移动的情况下完成流动。旅游活动作为一种典型流动过程也呈现出后现代趋势[20]，形成以数字相遇为核心的线上旅游新形式。人们频繁地与旅游目的地在网络空间中相遇，使网络成为人地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平台，地方情感的数字化趋势愈加明显。本文从数字相遇的视角切入，有助于深入理解媒介技术与日常生活、旅游活动等个体实践的深度耦合，从而发掘数字地方感在个体发展、地方升级、文化传承等多重层面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