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达性的上海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其行业异质性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超大城市逐步成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核心，其空间结构在实现城市自身乃至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作用将更加突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充分意识到优化超大城市空间结构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1]。经过长期探索，多中心成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2]。自2000年以来，上海等超大城市发展规划纷纷将“多中心”作为重要空间战略，以期缓解单中心发展模式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

　　形态与功能是理解多中心空间结构的2个常见维度[3]。然而，已有研究将形态和功能用“二分法”来看待，缺乏对2个维度的系统整合[4]，不利于建立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科学认知，进而影响城市规划决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鉴于可达性是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工具，本文尝试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刻画城市多中心特征。此外，由于城市功能分区和产业分工的存在，不同行业的职住分布和出行需求具有明显差异，分析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行业异质性，对于制定城市空间供给与规划政策至关重要。上海位居全球城市前列，拥有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多元的产业结构，且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处于前沿地位，是探索多中心空间结构及其行业异质性的绝佳观察样本。基于以上，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基于可达性探索城市不同行业的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以期为上海乃至国内外其他城市空间优化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1 研究进展

　　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5]。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心地理论，利用城市内部各组成要素的规模或密度，从形态维度刻画静态的城市物质空间表现形式[6-7]。伴随着城市网络范式的兴起，“流动空间”逐渐取代“地方空间”，“流”要素成为描刻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前沿视角。基于网络流的强度和规模，从功能维度刻画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动态联结成为新趋势[8]。也有研究从2个维度共同识别多中心性[9]，通常功能多中心滞后于形态多中心的发展，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错配[10-12]。作为2个不同的概念，形态与功能多中心存在较大差别[13]，如何实现形态与功能维度的整合一直是该领域值得探索的问题[3]。

　　作为城市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网络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互动反馈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小汽车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空间分散化和郊区化，进而影响居民的就业可达性。城市地理学逐渐由对古典经济学竞租理论的验证转向讨论城市空间结构性要素对弱势群体就业机会的影响。其中，空间错配理论将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联系起来，从可达性的角度揭示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重构中的生存状况[14]。尽管该理论受到了诸多质疑，但为基于可达性探析城市空间结构创造了机会[15]。同时，新城市经济学将可达性称为城市空间再组织的“发生器”，认为可达性在城市(或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可达性作为连接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键纽带，可以实现形态与功能维度的系统整合，是理解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有效工具(图1)。

　　

　　图1 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评估框架

　　Fig.1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based on accessibility

　　在实证分析方面，国外学者尝试用不同可达性表征方法来刻画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比如Sarkar等采用累计机会法表征就业可达性，分析了澳大利亚悉尼地区的空间结构[4]。Giuliano等则采用引力模型法表征可达性，分析了美国洛杉矶就业中心和多种可达性的相关性，证实居住可达性和交通可达性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为了考虑职住空间竞争关系，Horner采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平衡因子表征可达性，对比分析了美国10大城市的居住和就业可达性空间格局，发现小城市(如威奇托)表现为典型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大城市(如亚特兰大)表现为交通廊道型空间结构[17]。Sanchez等采用多种交通可达性指标，探讨了西班牙马德里大都市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发现交通系统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Murphy采用了线性规划的对偶变量表征就业和居住可达性，分析了爱尔兰都柏林地区城市空间格局演化趋势，发现高峰时间表现为单中心空间结构，非高峰时间小汽车出行表现为去中心空间结构而公共交通出行表现为交通廊道型空间结构[19]。目前，国内业界学者对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鲜有涉猎，主要是基于可达性开展城市空间范围识别[20]、空间扩展模拟[21]、空间战略评估[22]等研究。

　　尽管上述研究证实了可达性在空间结构研究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仍有亟待深入探讨之处：①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尚处于探索阶段，可达性表征方法尚不统一，不便于在统一口径下进行城际比较，以及借鉴国际城市发展成功经验，指导国内城市发展。②作为城市生活的2项基本要素，居住与就业的集聚分散化并不同步，进而可能导致就业与居住中心的错配。然而，现有研究往往是基于就业或居住单一视角，未能从双重视角共同建立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全面认知。③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行业异质性研究较为缺乏。当前，中国城市处于社会经济及空间快速转型期，城市空间重构首先表现在产业空间上。国内外学者对于不同行业的职住关系[23]及其通勤效率[24]进行了广泛研究，而较少开展不同行业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