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过渡型人物”的盲点 1918年夏，寓居日本京都的罗振玉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元培，作为谢绝北京大学教授聘任的答复。罗振玉在信中提出研究“古器物学”的设想，主张梳理古器物学史、建立纲目。此信以《古器物学研究议》为题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回国后罗振玉将其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并略作修改，收入文集《云窗漫稿》，且又自刊单行本，足见其对此文之重视。①在罗振玉“偏于实践”的治学和著述中，《古器物学研究议》力图革新观念、创建体系，实属少见。②此文和罗振玉有关古器物的一系列著述，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学说，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稍晚于罗振玉的诸多中国考古学学者对此有所回应。如郭沫若赞赏其眼光超前，李济则激烈批评其方法落后。③可以说，罗振玉的古器物学成为后来考古学学者不得不面对——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一种“元考古学”。④ 既往研究多在金石学过渡到考古学这一进程中理解罗振玉的古器物学，将其视为学术转型中的过渡形态。因此，关于近代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大多重视罗振玉学问中接近考古学方法的部分。如陈星灿认为，罗振玉搜集殷墟遗物、实地探访殷墟及编印《殷虚古器物图录》，虽非真正的考古调查，“在金石学的发展史上却有开天辟地的作用”。⑤查晓英认为，罗振玉处在收集古物到实地发掘之间，“属于一种过渡型人物”，既延续清代金石学传统，又“吸收了新史学搜集实物材料的观念与做法”。⑥美国学者宗小娜(Shana J.Brown)另辟蹊径，从罗振玉既保存文物又通过买卖藏品谋利的生活方式入手，揭示其作为与民国政府对立的私人学者的困境；同时，以欧洲的古物学类比于清代金石学，将罗振玉和王国维视为从古物学走向历史学的关键人物。⑦ 专门探讨罗振玉古器物学的成果不多，王正华的研究注意到在日本接触的珂罗版等新出版技术对罗振玉学术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仍将罗氏古器物学置于传统金石书画走向“现代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框架中，认为罗氏的革新之处在于重视器物形制及材质，改变了中国传统金石书画只有二维平面的认知，确立了“器物”与“书画”即三维对二维的新框架。这种以后设的框架衡量罗氏学术的做法，亦未能阐明罗振玉创新的用意和知识来源。⑧ “过渡型人物”的叙述实际上服务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起源的整体谱系，因此仍然延续着民国时期学者评价罗振玉的逻辑。但这种认知忽视了罗氏的本意和有自觉意识的革新之处，侧重于其更符合学科发展的另一种革新，且将后者视为合乎大势而理所应当，未能揭示罗氏如何吸收新学问，又如何将新观念与其原有的知识、政治立场调适妥当。考虑到罗振玉作为清朝遗老的政治认同，新知与旧学的矛盾在他身上本应更为突出。然而，近代化、科学化视野下的学术史，以趋新的新文化运动、古史辨运动等为叙述支柱，对于罗氏学问与其保守政见之间的关系多作区分对待而未能深入分析。⑨ 因此，本文的目标不是为罗振玉古器物学作全面描述或成绩总结，而在于将线性发展的学科史观和“过渡型人物”的叙述问题化，从而解决以下问题：罗振玉提出古器物学，在学术上意欲革新之处在哪里？政治上有何用意？政学之间如何配合？如何解释罗振玉古器物学中出现考古学的观念与知识？ 本文从罗振玉撰《古器物学研究议》(以下简称《研究议》)的来龙去脉入手，结合其言行揭示古器物学的政治用意，进而探究其古器物学所建构的学术脉络、采用的方法路径、欲实现的目标，阐明罗氏心中的新意之所在。同时，挖掘罗振玉与日本学者林泰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等人交流的新史料，将抽象的影响落实到具体的交往现场，考察罗氏是在怎样的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流中获得新观念的，以探明他人眼中罗氏之新意来自何处。⑩只有在罗氏本人之新意与他人眼中之新意两个层面的互相映照中，其学说形成背后的动力来源才能从整体上得到揭示。 一、以北大为“外府”：罗氏古器物学的政治用意 1918年夏，罗振玉为回应蔡元培聘请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而撰《研究议》，并提出古器物学之名。然而细考史实，罗振玉和北大双方出发点不同，学术观念也有差异。因此，需要梳理罗振玉与北大的关系，还原《研究议》的两层语境：一是北大对罗振玉学术的看法和需求，二是罗振玉如何看待其言说对象。1918年是蔡元培筹建各科研究所、力图将北大改造为“研究高深学问”机构的关键时期。(11)而蔡元培的蓝图中给罗振玉的安排是“古物学讲座”。1918年4月29日罗振玉从日本回国驻留北京时，蔡元培登门拜访，“请任本校古物学讲座”。罗振玉推辞后，蔡元培又“与商专设一古物学研究所，请为主任教员”，甚至托罗氏起草“研究所之组织法及全国古物保存法”。(12) 当时，在蔡元培等人的认识与计划中，“古物学”就是西方的考古学。1918年2月，北大新设“人地学”课程，拟请法国学者铎尔孟(André d'Hormon)讲授，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课程通知，还附上1913年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创建的“人地学社”简章。该简章规定，修习“人地学”课程的学生需修学科包括外语、中文、算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古物学、人类学等。可见，“古物学”的培养方案更接近西方的考古学学科体系。(13) 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蔡元培、马衡再次向罗振玉发出邀请，此次还专门提到1921年罗氏受法兰西学院之聘担任考古学通信员之事，隐有责备其偏心之意。罗振玉难以再推脱，只好要求“不受职位、不责到校”，“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并得到蔡元培、马衡“当面许诺”。(14)考察国学门“通信员”名单会发现，除罗振玉以外其他人员均为欧美、日本学者，可见当时罗振玉对北大的作用近似于海外东方学者。有研究者指出，北大聘请罗振玉、王国维，“正显示出同人急欲跻身国际东方学界的愿望和决心”。(15)而梳理聘请罗振玉的过程可知，北大期望罗氏来建设的并不是宽泛的东方学，而是具体的古物学即考古学学科。换言之，此时蔡元培等人的构想是，在北大建设发源于欧洲、在欧美日本学界已经发展成熟的考古学学科，且将罗振玉、王国维视为考古学家，也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