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概念的多义性会产生争议并影响到成果的认同。缺乏理论和严谨的方法论也会使这项探索难以摆脱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因此，文明探源需要了解国际主流趋势的梗概，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一个参照，以便使我们的研究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一、科学概念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对“文明”概念和定义的争论。这造成了很大的观点分歧，并影响到这项成果的学术认同。在科学研究中，概念是对事物的准确称呼，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又是一种抽象的术语，没有概念也就无法摆脱常识①。我国的文明探源主要是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进行的，长期存在缺乏理论指导和概念不清的现象。讨论和观点主要依赖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在争论中也不太在意术语的定义和概念的统一。以至于众说纷纭，难有共识。 19世纪，路易斯·摩尔(Lewis H.Morgan)根将文字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并认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冶金术的发展之上②。20世纪，柴尔德(V.Gordon Childe)用“城市革命”来指称文明起源，并提出了十条判断标准：人口增长、手工业专门化、剩余产品集中、阶级社会出现、国家组织出现、宫殿与庙宇出现、长途贸易出现、预测性科学出现、艺术出现、文字出现③。就当下而言，国际上一般将文明起源从早期国家的诞生来定义。比如，诺尔曼·约菲(N.Yoffee)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与文明形影相随。作为政府中心的国家及其等级制度有别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④。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也指出，国家的存在是文明发展的一种普遍的先决条件⑤。我国考古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判断大体参照柴尔德的标准，仍以物质文化为判断依据。比如，夏鼐提出了都市、文字和青铜冶金术为文明的三个普遍性特点⑥。张光直认为，中国青铜时代几乎可以和中华古代文明达到概念互换的程度⑦。 20世纪中叶，学界开始将文明起源以官僚制度形成的国家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认为，武力的权力是“国家性”的基本要素，这是确定文明与国家起源主题的唯一途径⑧。莫顿·弗里德(M.Fired)给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最好被看作是一套机构的复合体，是在超越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⑨。乔伊斯·马库斯(J.Marcus)和加里·费曼(G.Feinman)给出的早期国家定义是：“古代国家至少具有两个内婚制阶层(即统治阶层与平民阶层在血统上分开)，并有一个高度集中和内部专业化的政府”⑩。特里格将早期文明等同于早期国家来做比较研究。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不是亲属关系而是横向区分的社会等级关系(11)。中国学界也将确立夏代信史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目标。然而，国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而且早期国家有时很难与前国家社会的复杂酋邦相区别，于是研究不再刻意分辨文明与早期国家诞生的时间，而是关注其形成的过程，这就是社会复杂化的研究。下面，本文将约略介绍国家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二、社会进化理论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提倡一种人类历史进化的观点，并将“文明”视为这种进化的最高层次。这一发展过程被称为“直线进化”，认为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早期“文明”一词的涵义是针对野蛮而言的“开化”，进步被看作是人类完善并消除有害的情感和消灭愚昧和迷信的过程。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阶段进化模式，将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的进化看作是普遍经历的发展过程。他支持社会文化的一种直线演化模式，指出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历所有的低级阶段就可以到达较高的层次。摩尔根将社会政治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血缘关系组成的民族，一类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组成的国家。他认为，国家社会是以地域关系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置财产和个人问题。摩尔根的国家形成的脉络是，人类组织社会的需要产生了氏族，才产生酋长、部落和酋长会议。部落分裂产生部落群，然后再联合形成部落联盟，最后合并成一个民族。最后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需要，产生最高军事统帅。最高军事统帅就是后来的国王和总统(12)。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压迫机构的真正性质。根据对摩尔根《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几个时代”(13)。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他还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并毫无例外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4)。根据摩尔根和马恩的这些论述，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1928年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直线递进的发展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分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15)。 19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D.Sahlins)和埃尔曼·塞维斯利用民族学资料建立起一种推测性和一般性的直线发展序列来表述人类社会自由群，经部落、酋邦向国家的发展模式。塞维斯将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起源，国家不同于酋邦是因为它由一种特殊的机制组织起来，包括合法使用武力(16)。科林·伦福儒(C.Renfrew)和保罗·巴恩(P.Bahn)指出，塞维斯这四种社会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社会必定会从游群进化到部落，或从酋邦进化到国家。我们也不应满足于将某些观察到的群体归人某种社会类型就大功告成，而是要解释为何有些社会会向国家演进，而有的社会却不能，以及为何有些文明和早期国家最后会走向崩溃(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