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要适度的外在干预，但真正的教育是一种自我教育，是儿童主体性的展开与展示。“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①这种儿童自主性的成长、主体性的发展体现为儿童带着内在的天性、天赋，在与外界生活、环境、条件甚至困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问题分析力、情境判断力及行动选择力，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丰富的经验性成长和体验性发展。这也是儿童成长的“自序机制”。所谓“自序机制”，是相对于成人过度干预的“他序机制”而言的，指儿童的成长有一个自然内在的、自发驱动的潜能系统和动能系统，儿童依托这个系统，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来获取经验、发展能力，获得成长。因此，“自序机制”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儿童成长的内在秩序性。诸如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顺序性等。二是强调秩序的自我建构性。如喜欢什么人、事的偏好意向性，对周遭环境审时度势后形成的情势判断力，在“吃一堑长一智”的历练中形成的问题解决力，以及在“不断尝试错误”中形成的经验生长力等。强调儿童成长的“自序机制”，旨在反思成人对儿童施加过度教育的现象。 年长者对年幼者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规范，甚至一定程度的管制和惩戒，不仅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儿童成长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教育领域，“过度教育”问题需要引起警惕和反思。这不仅因为过度教育对儿童造成了压力的增强、兴趣降低和焦虑感增大等不利影响，更因为过度教育从根本上制约着儿童成长的“自序机制”，限制儿童生命的主体性、成长的自觉性和发展的能动感，走向了教育的反面。所谓过度教育，是相对于“适度教育”而言的一种教育现象，指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成人，基于关心关爱，而对儿童给予过多的教育关注和教育干预。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消耗了成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对儿童所提供的全时空关怀、全场景规范和全领域庇护，也超出了儿童承受的限度、僭越了儿童成长的效度、异化了儿童发展的向度。“过度教育”既是竞争性教育的恒久问题，更是“破五唯”时代的教育难题。本文尝试从“过度教育”对儿童成长之“自序机制”消极影响的视角，分析其发生机制、构成逻辑和教育风险。 一、全场景的格式化生活与生长内驱力弱化 所谓“格式化生活”，是指在教育竞争的时代，由制度、舆情、学校、家长等强加给儿童的各种外在的符号、规范和要求。用今天比较流行的反思性政策术语来说，就是对“五唯”的崇尚和追求。就家长和学校对儿童的指导方式而言，格式化不但体现为长时间、持续性对儿童生活的关怀性干预，还体现为全领域、深入地对儿童环境的关爱性设计。就儿童的学校生活而言，格式化生活具体体现为以纸笔测验的分数为标识、以强制性等级排序为驱动、以可期性升学目标为导向的形式化、格式化的日常生活模式，即围绕着考试、竞争、升学、排序这些可量化的指标、可竞争的领域以及可控制的内容，将儿童丰富的教育生活、饱满的日常生活、多样的闲暇生活进行了狭窄化设计和形式化安排，建构了一个以分数、名次、奖项为表征的“景观社会”。“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②这种儿童完整性生命世界和整体性生活世界的格式化，既是过度教育的时代表征，也是过度教育的动力和诱因。所谓时代表征，强调儿童“格式化”学校生活是在成人的过度干预中形成的，是教师和家长设计的结果，是成人世界的教育意志在儿童生活世界的强制性落实。所谓动力和诱因，强调对名次、分数、升学和等级的热切性追求和强烈性欲求，使以过分关心、过分关注、过分关怀为特征的“过度教育”得以合理性运行，得到合情性支持，甚至得以合法性推进。在格式化的竞争中，教师的教育、家长的指导、学校的规范不但必要而且必须，显得理由正当、思路清晰，无可争议。这里的支持是以关心为前提、以关爱为基础、以关怀为动机，是以一切为了孩子的未来、一切为了孩子的幸福为前提的。在制度化的学校秩序中、在协同性的教育实践中，这种以监管、规范、关怀、支持、保护为特征的“外序规制”，不但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也具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制度和落实机制。 “全场景”的格式化生活，强调的是儿童的格式化生活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深入性和深刻性，意指儿童生活和交往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都融入了成人的全面性设计、系统性安排和整体性干预。这种以关怀儿童为前提、以走向成功为目标、以增强竞争力为方式的整体性干预，不仅让儿童的课堂生活格式化、学习生活格式化、学校生活格式化，也带来了课外生活格式化、业余生活格式化、家庭生活格式化甚至闲暇生活的格式化。课堂生活格式化，将丰富、生动、多姿的生命交往简化为答题的技巧训练；学习生活格式化，将知识的智力价值、审美价值和陶冶价值异化为简单的机械训练和死记硬背；学校生活的格式化，将有意义的同伴交往、有情感的师生互动、有创造的课程实践，窄化为分数竞争的训练、名次比拼的竞技；业余生活的格式化，让校外辅导、补习训练、作业监督、家长训育“充盈”着儿童的生活、生命和生长，让日常生活不断走向困顿与乏味，“日常生活同样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它批判上层活动，上层活动将日常生活贬值”③。更为重要的是，娱乐生活、闲暇生活的格式化，不但挤压了儿童的游戏时间、运动时间和娱乐时间，而且让儿童在正当的游戏和闲暇中，时刻伴随着家长的监督和管控，伴随着成人对这些活动“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警告，引发儿童深度的愧疚感，甚至是羞耻感。 从根本上讲，全场景的格式化生活建构了儿童“脱域”的童年世界。“脱域的童年”是相对于饱满的童年世界而言的。饱满的童年是“儿童的童年”“完整的童年”“游戏的童年”“创造的童年”和“有边界的童年”。“儿童的童年”，相较于成人设计的童年，是基于儿童天性、扎根儿童灵性、丰盈儿童经验、过儿童生活的童年；“完整的童年”，相较于单调竞争的童年，是学习、交往、运动、劳动、生活、闲暇相得益彰、交互融合的童年；“游戏的童年”，相较于任务驱动的童年，是儿童在大自然的具身活动中释放天性、在与同伴的多姿交往中欢声笑语；“创造的童年”，相较于被规训、控制的童年，是在想象、创造甚至“破坏”中体验美好的童年、在异想天开甚至荒诞中制造惊讶的童年；“有边界的童年”，相较于学习竞争的角色“泛化于生活、外溢于校外”的童年，是指学校生活、家庭生活、闲暇生活互不侵犯的童年，是学校伦理、家庭伦理、生活伦理互不僭越的童年，是父母角色、儿童角色、教师角色互不侵入的童年。格式化生活作为“脱域的童年”的生产机制，让本应饱满的童年生活不断狭窄化、干瘪化、乏味化。由此，这里的“脱域”，是指儿童的生活世界脱离了本真的丰富性、本性的灿烂性和本源的生动性，让他们持续、长久、系统地生活在制度化、形式化、规训化的单调的答题世界、训练世界、分数世界和考试世界中，从而异化了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