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并在二十大报告阐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包含发展与共享两个维度(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1])，从经济层面而言，既要“做大蛋糕”推动经济发展，也要“分好蛋糕”促进分配公平。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逐渐显现，收入基尼系数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仅为30％(张宗军和党新宇，2024[2])。因此，着力缓解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保险是一种建立在团结互助基础上的社会共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工具。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医疗保险的风险保障与经济补偿功能具有助力共同富裕的“天然属性”(胡宏兵和朱涛，2023[3])。在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受限的当下，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有效地抵御与分散健康风险，减轻疾病的经济压力，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发生率，促进社会资源合理分配，提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其功能与共同富裕理念高度契合。 目前关于医疗保险与共同富裕的研究多聚焦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针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健康保险发展的不同维度(风险水平、保障程度以及市场垄断)，探讨其如何影响共同富裕的两个关键维度：个体收入增加和收入不平等降低。①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异质性代理人模型虽已在多领域得到应用，但在保险领域的研究仍较为欠缺。本文将异质性代理人模型运用于健康保险领域，引入扩展的健康保险乘子，在异质性代理人连续时间一般均衡的框架内研究健康保险各维度对收入的影响机制，以及其影响收入分配的经济规律，其二，既有研究多将商业健康保险制度视为“黑箱”，本文解构健康保险制度的核心维度——风险管理水平、保障程度及市场垄断程度，精准识别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其三，本文基于微宏观双重视角通过实证校准理论结果，宏观层面以基尼系数考察居民收入的整体不平等状况，微观层面引入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捕捉个体层面不平等，识别微观因果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健康与收入、收入不平等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个体的劳动生产力、增加个人收入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Grossman，1972[4])。关于收入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形成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收入不平等假说几种主要的理论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强调提高个体收入水平对健康的直接正面效应，认为个体健康状况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改善，因为高收入群体能够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和生活条件(Preston，1975[5])。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健康状况可能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或者先改善后恶化的倒U型变化(贾珅，2013[6])；相对收入假说和收入不平等假说则进一步探讨社会比较和社会结构对个体及群体健康的影响。相对收入假说强调个体健康受其相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影响，相对贫困或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心理社会压力，损害健康(Deaton，2003[7])。收入不平等假说提出收入分配不均对个体和群体健康有独立影响，收入不平等高的社会中，公共健康水平整体较低(Pickett和Wilkinson，2015[8])。这些理论要求不仅要提高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还要减少收入不平等，而这恰好满足本文从理论方面界定的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当前已有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转向探讨个体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指出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存在U型或倒U型关系，且健康冲击可能跨代际传递，加剧未来的收入不平等(刘子宁等，2019[9])。 (二)保险与收入、收入不平等 针对医疗保险对收入的影响，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基本医疗保险，且结论大多为参与医疗保险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既有研究指出，医疗保险可以通过改善健康状况进而增加劳动供给(刘子宁等，2019[9])、转移健康风险促进创业(张宗军和党新宇，2024[2])、降低预防性储蓄以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黄薇，2019[10])等多路径发挥增收效应。黄薇(2019)[10]指出城居保通过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和增加教育培训支出对参保家庭收入发挥正向影响，且城居保的增收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增强趋势。刘子宁等(2019)[9]研究表明，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改善劳动供给发挥增收效应，但其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降低健康状况较差群体的贫困概率，对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没有显著影响。 针对医疗保险与收入分配的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部分研究指出医疗保险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发挥收入正向分配作用。周坚(2019)[11]研究发现，中国基本医疗保险整体具有显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中新农合发挥“劫富济贫”的正向分配作用，而城职保发挥了“劫贫济富”的逆向分配作用。Kaestner和Lubotsky(2016)[12]利用美国健康险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指出公共健康保险显著降低了群体间收入不平等。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认为医疗保险扩大了收入差距，带来了收入的负向再分配。金双华等(2020)[13]指出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总体上存在负向分配效应，无论在报销还是医疗服务利用上，健康状况好的高收入群体受益程度均高于健康状况差的低收入群体。顾昕和惠文(2023)[14]的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虽然发挥正向分配效果从而小幅减少了纵向不平等，但无法抵消医疗自付的逆向分配效应，最终基本医疗保险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