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下，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高效流动与合作共享已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进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推动现代产业发展”。①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要走科技创新的道路”。②自2018年以来，我国专利转移总量以超10％的年均增速领跑全球，2023年达39.1万次。③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专利转移仍面临着“量增质缓”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专利转化效能薄弱，“不敢转”“无法转”的症结导致存在大量“沉睡专利”。2023年，我国专利转让率为6.1％，仅为美国的1/2④；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6％，显著低于美国近80％的专利产业化率。⑤另一方面，技术要素流动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地区间“技术鸿沟”现象明显。2023年，我国东部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比重达58.3％，而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仅占40％左右。⑥与此同时，我国专利转移高度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2023年仅7个省级行政区的专利转移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形成了创新要素流动的“孤岛效应”。这种数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矛盾现象，折射出产学研供需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断层、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黄蓉蓉等，2024)。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打破技术要素流动桎梏、破解技术要素“空间锁定”困境、激活技术转移动能，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为破解区域技术转移瓶颈提供了实践路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本质是以制度创新打破区域壁垒，进而优化生产要素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孙晓华等，2018)。对于产业转移承接地区来说，产业转移会吸引大量企业与人才在该区域集聚(Liu et al.，2023)，这不仅带来了资本、设备等有形要素的空间重组，也引发了技术与创新网络等无形资产的跨区域流动(Chen et al.，2017；王春杨和孟卫东，2019；李志国等，2023)，对承接地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杨亚平和周泳宏，2013)。从现实来看，池州市通过产业承接融入长三角“生态圈”，其高新技术企业数由2021年的199家增长至2023年的413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由8.6件提升至15.6件，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由33.9人提高至74.3人⑦。这些实践表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载体，通过构建“内聚外联”的技术要素循环网络，成为推动技术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平台。那么，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否成为弥合区域“技术鸿沟”的关键节点?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立足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一政策场景，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技术转移?(2)不同区位条件下的示范区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3)创新支持政策与数字政策是否有效地放大了产业承接的技术转移促进效应?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丰富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绿色发展(Ren & Liu，2024)、空气污染(陈启斐等，2024)、碳排放(Wang et al.，2023)等方面进行探讨，已有研究证实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创新效应(Lin & Zhang，2023；Liu et al.，2023)。然而，鲜有文献从技术转移视角进行考察，本文将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视为技术要素流动的载体，系统考察其对区域技术转移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边界，为“政策驱动—技术转移—技术进步”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是对现有文献的有效补充。 第二，拓展了技术转移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人才流动(李孜等，2025)、多维邻近性(段德忠和金红，2023)、高铁开通(易巍等，2021)、数字经济(张樨樨等，2022)等视角探究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从政策驱动层面进行讨论。本文将政策干预作为技术转移的外生驱动力并纳入分析框架，不仅量化了政策效果，还揭示了产业转移示范区如何重塑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技术市场结构，弥补了现有研究多聚焦微观层面和市场机制而忽视宏观政策环境的不足，为理解宏观政策如何驱动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依据。 第三，揭示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促进技术转移的内在机制。本文基于产业集聚的“本地蜂鸣”效应与市场一体化的“区域管道”效应，构建了“蜂鸣管道”协同驱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本地蜂鸣”效应强调地理邻近带来的非正式知识交换、集体学习与创新协同，与产业集聚引致的知识溢出效应高度契合。“区域管道”效应指产业集群通过战略通道获取外部知识，本文创新性地将其映射至市场一体化带来的跨区域要素整合效应，构建起连接技术供需的“制度性管道”。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城市在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地位、技术转移方向等多维异质性特征，精准刻画了政策效应的作用边界。进一步地，本文引入创新支持政策与数字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了政策协同的“放大器”效应，揭示了政策协同赋能产业转移的增效机制，为系统全面把握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与技术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中国的产业转移始于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率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付晨玉和杨艳琳，2020)。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导致东部沿海等地区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亟须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腾笼换鸟”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于2010年批复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等地设立首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标志着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战略进入制度化阶段。2011年，湖北荆州、重庆、湘南湘西等地区被纳入第二批示范区名单。此后，示范区建设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11个国家级产业承接示范区获批。⑧实践证明，产业转移发挥了重要的增长引擎作用，2001-2020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比从31.58％增加至41.54％⑨，为有效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关键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