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大国产业竞争的持续影响下，世界各国产业链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促使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布局，推动其配置原则由效率优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转变。尽管我国已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但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导致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人力资本是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具有重要影响。如何从理论上论证并检验人力资本促进产业链安全的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仍有待探索，本文的研究为从教育、科技和人才层面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提升关键环节可控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是人力资本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以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理论已经得到许多经验分析的支持(杨建芳等，2006；周少甫等，2013；刘智勇等，2018)。人力资本不仅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动因(Benhabib and Spiegel，2005；Che and Zhang，2018；毛其淋，2019；周茂等，2019)。已有文献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影响展开了丰富的分析，但鲜有文献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讨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延伸。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进出口国别差异是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变动的重要因素；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对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区域、人力资本和企业生产率等企业特征变量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展开了相关性分析。Chor et al.(2021)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说明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以及更有经验的企业会承担更多的生产环节，同时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尽管已有文献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影响多有论述，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未能从人力资本视角系统考察其对产业链安全的影响，二是没有通过一般均衡理论建模来揭示其内在的传导机制。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另外一支文献是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国家、行业或企业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中，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学者对国家-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了测算(Antràs et al.，2012；Miller and Temurshoev，2017)，已有研究将行业部门在全球产出供应链上到达最终使用之前经历的生产阶段数定义为上游度指数，将行业部门在全球投入需求链上到达初始要素部门经历的生产阶段数定义为下游度指数。另外一个研究分支是对增加值来源的追溯，Koopman et al.(2014)建立了对一国总出口按照增加值的来源和去向进行分解的方法，Wang et al.(2013)将该分解框架拓展到双边部门层面。企业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体(Antràs，2020)，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学者也将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相关研究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在微观企业层面，大多文献使用Kee and Tang(2016)计算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吕越等，2017；马述忠等，2017)。但是，这些文献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定义都是基于“点”的概念。并且上述测算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国产业越处于上游环节，则技术水平或附加值越高，其产业竞争力就越强(倪红福，2019)，那么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事实上，位置是反映某一产业处于上游或者靠近下游的指标，其数值大小可以从侧面体现某一国家或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但却难以等同于全球价值链地位(刘维林，2021)。Chor et al.(2021)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中国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并与中国海关数据相匹配，定义了企业层面的进口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明确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彭水军和吴腊梅(2022)基于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讨论了其影响因素。 本文在界定并准确测度企业国内产业链长度的基础上，分析人力资本对产业链安全的影响，并探讨了技术进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本文扩展了已有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将基于价值链位置的“点”的概念扩展为基于国内产业链长度的“线”的概念，国内产业链长度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及安全水平的提高。第二，理论模型具有创新性，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融合家庭人力资本决策与企业生产决策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使企业有能力承担更长的国内产业链。第三，本文在确认人力资本的基础性影响后，进一步从延链、补链和扩链的视角，分析了人力资本如何通过驱动产业链进出口位置的动态调整来促进产业链延伸，进而实现国内产业链的安全可控。 二、21世纪初中国企业国内产业链长度演变 (一)企业国内产业链长度的测度及经济学含义 本文借鉴Chor et al.(2021)的方法测度国内产业链长度。首先，基于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计算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其次，将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匹配，计算微观企业层面的产业链进口位置(Position_im)和产业链出口位置(Position_ex)；最后，将这两者的差值定义为企业的国内产业链长度(GVC_length)①。该指标刻画了从企业进口中间品开始进行生产，到将产品出口给下游供应商的整个过程所包含的生产环节。Antràs et al.(2012)、Miller and Temurshoev(2017)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是基于“点”②的概念，本文采用的国内产业链长度指标能更准确地刻画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所有生产活动，从而动态描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生产活动的承接情况。 企业的国内产业链长度越长，表明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承担了越多的生产环节和步骤，企业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上更多的生产阶段和环节布局在国内，从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已有研究也从理论和经验上证实，如果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或更有经验，企业会购买更上游的中间投入或生产更接近最终需求的产品，从而扩大生产环节。而在中国境内覆盖了更多生产阶段的企业，其增加值、资产、工资和利润等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也相应增加(Chor et al.，2021)。此外，还有文献基于价值链嵌入位置视角，从企业层面分析“微笑曲线”，验证了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呈现“先降后升”的关系(高翔等，2020)，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果企业购买更上游的中间投入(向上游研发设计环节延伸)或生产更接近最终消费的产品(向下游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企业所承担的国内产业链长度会增加。企业通过向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延伸，不仅带来了更高的增加值创造能力，还增强了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