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在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需求的大背景下，各经济体间的产业竞争加剧。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重新强化国家干预，“产业政策回归”已成为各国共识。①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也由早期以支持单一“幼稚”产业为核心转向“一视同仁”的网络化、系统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更加注重产业间的协调与协同，以及产业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相关理论研究的对象亦从单一政策拓展至产业链政策与产业政策网络，政策协同的重要性凸显。② 目前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研究者们虽然研究了产业链政策以及政策效能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溢出问题，但从更为复杂的产业政策网络视角来展开的研究仍然较少，且对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也缺乏深入的理论梳理，特别是缺乏系统化的研究产业政策网络的理论框架。为此，本文试图从影响产业政策的一些深层次驱动因素(如创新、产业与市场等)出发，深入探讨推动产业政策由单一政策向产业政策网络转变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为产业政策网络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实践中的政策协同与一致性评估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了各国产业政策的动态演化过程，总结了不同阶段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为产业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于产业链和产业网络的分析视角。其次，本文从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即技术创新(生产过程)、产业分工(组织过程)和市场竞争三个维度出发，研究了上述三个目标的变化推动产业政策演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产业政策网络化转型的理论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产业政策网络化的内在驱动机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最后，本文基于产业政策网络视角的分析也为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系统性、协调性和一致性评估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对产业政策演变规律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第三部分从产业政策的三个核心目标出发，分析了驱动产业政策转型的三个要素的演化过程；第四部分研究了三个要素驱动产业政策网络化转型的内在逻辑；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一产业政策的研究。李斯特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以及汉密尔顿提交的《关于制造业主题的报告》，③主张国家以关税、政策支持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他们的这些主张与丁伯根法则基本契合，即政策举措和政策目标相互对应，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应与目标变量的数量相当，且各工具需相互独立。④早期对产业政策的评估和实证研究也围绕着单一产业目标展开，Okuno-Fujiwara对美国、日本工业崛起过程的研究和Barwick等对日本、韩国造船业兴起原因的研究均发现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⑤但小宫隆太郎等对日本最失败的7个产业的分析发现产业政策存在严重负面影响，⑥Blonigen等则发现产业政策会削弱下游产业的竞争力。⑦Branstetter和Li在研究中国造船产业、半导体产业和电动汽车产业政策效果时发现，中国的产业政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⑧因此，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而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实施。⑨ 在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学者们开始关注产业政策在产业链上的系统性协同问题。如Porter强调产业集聚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和促进产业链协同具有关键作用。⑩更进一步，Blanchard和Galí、Kydland和Prescott均对最优经济政策组合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强调政策需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一致性。(11)刘志彪也提出应从“点、线、面、体”四个层面系统构建产业链政策体系。(12)这些观点都强调了政策间协同配合的重要性，为产业政策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前期的理论探索。 日益深化的生产分工体系使得经济网络更加错综复杂，产业政策的溢出效应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产业链和产业网络。(13)因为供应链不仅存在双向传导效应，还具备显著的溢出效应，所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多重需求。(14)从机制上看，生产网络的形成显著促进了资源整合、风险降低及效率提升。(15)企业间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及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均会对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16)使得经济中某一环节的冲击能够在网络内扩散。(17)这种外溢效应既可能是生产力的溢出，也可能引发风险传染。(18)比如，Liu发现生产网络中不同行业由于“扭曲中心性”的不同，产业政策的作用会完全不同。(19) 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产业政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凸显，产业政策组合成为研究的焦点。该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指的是政府或者决策机构在特定领域采用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政策措施，目的是解决单一政策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20)不同于传统的丁伯根法则，政策组合由多个目标和工具组成，政策工具之间相互作用和依赖。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设计时考虑政策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利用协同性提高政策的整体效果，并保持政策目标的长期性。(21)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尝试将产业政策置于网络框架下进行分析，如Wang和Yang在对中国政策试验的实证研究中，将连续实施且目标相似的政策试验以及彼此关联、同步推进的政策试验视为一个整体政策，体现了对政策组合的系统性关注。(22)Liu等以中国“双碳”目标为背景，构建了涵盖碳定价、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及终端电气化四类政策、五种强度的1295个情景，开展政策组合的模拟研究。(23)他们发现可再生能源与终端电气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忽视政策间协同可能延缓碳中和进程，同时，他们发现政策互动可能引发跨国影响。他们的研究为政策组合研究提供了前沿范式。陈志远等在创新链与产业链一体化框架下探讨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最优组合，为产业政策网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