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草地生态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调节气候、防风固沙以及食物供应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人类健康和生存发展至关重要(Zeren et al.，2023)。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拥有草地面积26453.01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3%①。草地既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谭淑豪等，2023)。然而，近年来牧区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变化加剧，如人口结构变化、极端天气频发、市场化加速以及制度文化变迁等。由此，草地生态系统遭受巨大冲击与压力(Usman et al.，2023)，并引发饲草料可得性降低、水草资源竞争加剧以及畜产品生产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威胁牧民生计可持续性。小规模牧户往往难以独自应对上述挑战(赵昕月等，2021)。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探讨牧户如何协同应对外部变化并不断提升自身适应能力，对于维持牧户生计、促进牧业繁荣和保护草地生态十分重要。 适应能力对于牧户生计韧性和草地生态保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可(马梅和杨欣悦，2022；Wang et al.，2022)。现有文献已从户主和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如政策支持和草场管理制度)等角度探讨了牧户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杨三思等，2023；Usman et al.，2023)。近年来，部分学者深入剖析了协同治理影响个体适应能力的过程，发现社会学习、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对个体适应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Barnes et al.，2016；Bodin and Chen，2023)。Zeren et al.(2023)发现，通过加入合作社，青藏高原牧户有效提升了自身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进而改善了家庭生计；Ziervogel et al.(2022)发现，通过调动边缘化和相对贫困的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集体事务，社区整体适应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虽然这些发现支持了协同治理对适应能力的积极作用，但利用案例与模型明确考察协同治理影响个体适应能力的机制研究仍然较少。早期适应性治理与合作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已详细阐释了协同治理对提升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与适应能力的作用机理(Folke et al.，2005)，并强调改进社会—生态匹配的关键作用，即促进协同制度安排与生态系统特征在时空、功能尺度上的契合(Epstein et al.，2015；陈亮等，2024)。然而，从社会—生态匹配视角解析协同治理如何提升牧户适应能力的实证研究仍然欠缺。由于可以对复杂抽象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解构与分析，近十几年社会—生态网络(social-ecological network，SEN)分析方法与多级指数随机图模型(ML-ERGM)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诊断社会—生态匹配(Wang et al.，2013)。部分学者开始运用社会—生态网络分析方法解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并创造性地将社会—生态网络解构为一些微观或中观的构建块(building blocks，亦称motifs)，以分析潜在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态过程对个体适应能力的影响(Barnes et al.，2017；Barnes et al.，2020；Bodin and Chen，2023)。而对于ML-ERGM方法，尽管其在社会—生态匹配的诊断方面已有少量的应用(Barnes et al.，2019)，但进一步运用该方法的扩展形式——自动逻辑行动者属性模型(ALAAM)，明确检验与社会—生态匹配相关的特定社会—生态网络构建块如何影响个体适应能力的研究仍十分稀缺。 本文利用青海省共和县廿地乡羊让村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牧户与草场两级社会—生态网络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村庄从社会—生态匹配视角深入剖析协同治理中关键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态过程对牧户适应能力的影响。综合应用最小构建块方法与ALAAM，研究聚焦定量分析协同治理影响牧户适应能力的活跃效应、传染效应、桥接效应与聚合效应等社会网络作用机制，以及共享资源协同治理、连通资源协同治理、资源整合与资源多样化等社会—生态匹配作用机制。研究旨在深化对协同治理提升牧户适应能力的科学理解，并为优化协同制度安排进而提升牧户适应能力、完善草地资源治理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社会—生态匹配理论与中国草地资源协同治理实践相结合，丰富了资源协同治理相关文献及案例研究；第二，利用社会—生态网络分析方法解析草地资源协同治理提升牧户适应能力的网络机制，为社会—生态匹配提升协同治理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第三，基于理论驱动，综合运用最小构建块方法与ALAAM解构牧户协同网络，明确检验网络结构对牧户饲养方式多样化的影响，为研究牧户适应能力提供新框架，在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二、理论基础 (一)气候变化与政策冲击下牧户畜牧生产适应策略与能力 早期的调查表明，牧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多达22种，其中最普遍采用的策略包括饲草料储备、修建棚圈和贷款建设防灾设施等(靳乐山等，2014)；最新研究显示，购买饲草料进行舍饲养殖仍然是牧户提升生产适应能力的主要措施(马梅和杨欣悦，2022)。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牧场管理中，饲养方式多样化是管理者提高适应能力的关键策略(Usman et al.，2023)。在适应能力建设过程中，多样化策略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检验。遵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原则，多样化策略赋予牧户更多缓冲、转换、替代的机会；当生产系统的某些重要过程受到限制甚至被切断时，采用多样化策略的牧户更有能力维持生产系统原有的功能(Cinner et al.，2018)。 过去近千年，中国牧区的牧民一直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俗。随着草畜双承包和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传统游牧实践逐渐被定居放牧、季节性转场等方式替代(董世魁等，2020)。但是，随着草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牧民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草地资源约束。各地方政府普遍通过补贴畜棚建设、牲畜品种改良、人工草地种植等方式鼓励牧民扩大舍饲养殖规模(韩振等，2019)。尽管饲养方式多样化增加了棚圈修建与维护、外购饲草料等生产成本，但它赋予普通牧户更灵活调整养殖策略的能力，从而为其在气候变化和政策冲击下维持生产、稳定收入提供了重要保障。相比于纯放牧，饲养方式多样化具有如下优势：其一，缓解天然草场压力，促进草场植被恢复；其二，更方便地对牲畜进行管理，利用规模化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其三，在疫病流行期降低牲畜患病概率，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其四，帮助牲畜抵御极端天气，减少移动以降低能量损耗，从而提高养殖效率。相比于纯舍饲，饲养方式多样化更具成本优势，饲料来源更多样，牲畜体质更强，畜产品品质更优；还能保留牲畜与草场的互动以促进物种传播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增强草地生态系统的韧性(赵雨薇等，2023)。尽管如此，由于资金、技术及能力等条件限制，饲养方式多样化能力在不同牧户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距，适应能力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在这方面，嵌入社会网络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互助合作等牧户协同活动也许是帮助边缘、脆弱牧户打破信息壁垒、跨越资金门槛、突破技术障碍，进而实现饲养方式多样化、提升适应能力的关键渠道(杨三思等，2023)。因此，考察协同网络对牧户饲养方式多样化策略实施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对适应能力的理解，为提升牧户个体适应能力、实现适应公平性提供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