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做好生猪产能监测和调控，促进平稳发展。在经历了非洲猪瘟疫情引发产能剧烈震荡和价格超常波动之后，国家高度重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王明利等，2022；张利庠和罗千峰，2023)。国家对生猪产业调控的政策重心转向更为根本的生猪产能管理，当下需要建立更精准的监测和调控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依赖猪粮比进行调控的低分辨率指标迫切需要更新。自1985年国家放开生猪和猪肉购销价格管制以来，生猪价格波动十分频繁，历经数次飙涨、暴跌以及二者交替出现的过程，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过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次都伴随着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往往通货膨胀率高时，农产品价格的增长率更高；通货膨胀率低时，农产品价格的增长率更低①。2004年以来，受最低收购价和竞价交易制度的影响，粮食价格波动较小，在食品中占有重要份额的猪肉的价格与CPI运行趋势基本保持协同，猪肉价格的波动基本“绑架”了CPI波动，甚至出现了CPI成为“中国猪肉价格指数(China pork index)”的说法。因此，政府有足够动力平抑生猪价格波动，为宏观调控营造良好的物价环境。 猪粮比是中国政府对生猪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时依据的一个重要指标。猪粮比指标在生猪价格调控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饲料成本是生猪养殖的主要开支，其中，玉米是饲料配方中的关键原料。同时，该指标数据获取和计算方法非常简单，容易被广大生猪养殖户接受。为了稳定生猪生产，维护生猪养殖户利益，政府部门多次联合发文为猪粮比价设定预警区间。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提出价格调控的目标是猪粮比价不低于5.5∶1②。2012年，《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设定6∶1～8.5∶1的猪粮比为绿色正常区域③；2015年，该预案被重新修订，将蓝色预警区域(价格轻度上涨或轻度下跌)的猪粮比价调整为8.5∶1～9∶1或5∶1～5.5∶1④。2021年，《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将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价调整为7∶1⑤。此外，学者往往也使用猪粮比指标分析市场波动规律，并对生猪产业发展做出判断。一般来说，若该比值为5.5∶1以上，则养猪盈利多于亏损，养殖户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从而使补栏、出栏陆续增加(廖朴等，2022)。由此可见，猪粮比指标在生猪价格宏观调控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外，猪粮比作为生猪产业保险设计的重要参照指标，对于降低养殖户风险具有重要作用。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生猪价格指数低于保险责任约定价格指数时，认定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进行赔付。张峭等(2015)研究发现，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相较传统方式具有优势，并认为保险方案设计的关键是保险赔付指标和保障价格。在实际应用中，保险公司通常将猪粮比(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的比值)作为保险赔付指标。当实际猪粮比低于约定的赔付标准时(一般为5.5∶1～6∶1的猪粮比)，保险公司对差额进行补偿。这一保险被认为是一种“看跌期权”，意味着养殖户能够得到最低的价格保障，因而不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减少生猪养殖，因此，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能够有效抑制“猪周期”(廖朴等，2022)。 中国生猪产业规模化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猪养殖的饲料结构和成本结构也在不断改变。根据《中国畜牧兽医年鉴》数据，2002-2022年，生猪年出栏数在1万～5万头的养殖企业从862家增加到5247家，年出栏数在5万头以上的养殖企业则从28家增加到993家。规模化养殖企业与散养户的生猪饲料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从饲料的成分比例来看，1997年中国的生猪养殖专业户豆粕使用比例仅为2.5%(Fuller，1997)，而2011年中国生猪养殖饲料中豆粕的比例平均达到15%(Gale et al.，2012)，规模化企业使用量要更高(Tian and Chudleigh，1999)。2007年后，中国生猪产业规模化迅速发展，豆粕在饲料中的占比也迅速提高，大连商品交易所制定的猪饲料成本价格指数中已经将豆粕比例定为20%。除此之外，规模化养殖和农户散养生猪的成本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唐莉和王明利(2020)对生猪产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成本、防疫成本和环保成本在养猪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规模化生猪养殖的精饲料费在“每头物质与服务费用”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64%下降到2021年的51%，散养生猪的精饲料费和青粗饲料费在“每头物质与服务费用”中占比同期从69%下降到49%，而不论是规模化养殖还是散养，医疗防疫费、死亡损失费、技术服务费以及间接费用均有较大幅度提高。由此可见，生猪养殖的饲料结构和成本结构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生猪养殖方式和饲料成本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以猪粮比为参照目标的实践遇到了很多挑战。例如，张林和温涛(2019)梳理了生猪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的经验和问题，发现猪粮比保险方案运行中出现猪粮比滞后、理赔结果不易理解等突出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农民购买猪粮比保险的目的是防止亏损，而猪粮比对盈亏的衡量太模糊，导致农民亏损时也拿不到保险赔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此外，政府以猪粮比为目标进行调控可能出现失误。2019年初，生猪养殖已经亏损，而猪粮比并没有下降到预警区间，造成政府收储滞后3个月。亏损叠加非洲猪瘟导致的恐慌，使养殖户迅速退出生猪养殖，生猪数量大量减少，这可能是后续猪价暴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界也有学者怀疑用猪粮比来反映生猪市场盈利水平的有效性。例如：王平和宋青(1990)认为，猪粮比应当根据生猪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适时适度地调整。李丹和马彪(2016)也认为，以6∶1的“猪粮比”作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定价的标的已经不再合适，应将“猪粮比”标的设定为一个区间范围。郑苏晋等(2022)表示，2012年以来猪粮比已经明显上升，6∶1的保险赔付标准无法满足养殖户的赔付需求，保险公司需要制定动态的标准。鉴于此，本文将检验猪粮比是否发生了结构断点，并分析豆粕作为玉米之外的又一重要饲料成分，其成本是否对猪粮比与生猪养殖盈亏平衡点的关系有影响，最后讨论是否有比猪粮比更加合适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