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以追求粮食产量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模式[1]。这一增产导向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撑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然而，持续追求粮食增产正面临新旧矛盾叠加的多重挑战：依赖种植规模扩张保产量的路径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追求作物单产的目标导向与消费升级下的高质量粮食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加剧[2]，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地缘政治冲突，粮食安全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3]。 为应对新形势下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机遇、新风险、新挑战，国家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其核心目标是稳步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短期来看重在稳定粮食产出数量，保障当前粮食供给；长期来看更注重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供给不足时能迅速实现稳产增产，同时兼顾营养健康、资源节约和绿色低碳。由此可见，粮食安全目标正逐步从强调“数量安全”向“能力安全”转换。与传统上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模式相比，确保粮食产能是一种更系统、更具韧性的治理范式，旨在保障在急需之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且“供得上”[4]。目标转型升级体现了国家在确保粮食安全战略上的新思路，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5]。需要指出的是，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并非完全一致。明晰二者关系，是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厘清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由粮食产量向粮食产能转换的逻辑，系统分析粮食产能提升的现实约束，并据此构建支撑粮食产能提升的政策体系。 一、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的区别和联系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着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实质上是将粮食安全的保障理念，从传统的“产量”目标转向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产能”建设。科学推动并实现这一转型的逻辑前提在于对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进行严谨的学理辨析。本文从理论内涵和影响因素两个维度，系统辨析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的异同。 (一)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的理论内涵 围绕“粮食产能”这一核心概念，学术界已展开多维度探讨。尹成杰指出，粮食产能是指一定的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粮食产出与发展能力[6]。郑亚楠等认为，粮食产能是在自然生产力系统和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所实现的粮食现实产量和潜在增产能力的总和[7]。马晓河和蓝海涛将粮食产能界定为，在特定时期、区域及经济技术条件下，各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稳定粮食产出能力，通常划分为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三个层次[8]。其中，理论产能是在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经济社会条件、气候、制度等因素处于最优状态时所达到的产量上限，这一理论潜力在现有条件下难以达到，是粮食生产的最大可能性边界[9]；可实现产能是在现实条件基本满足时能够达到的最高产量；而实际产能指已经实现的产能，是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达到的实际产出，即基期年份的粮食产量。从逻辑结构上看，理论产能与可实现产能共同构成粮食生产的潜力体系，二者遵循“严格假设—逐步放宽”的推演路径。在理想化严格条件下，粮食产能潜力趋于理论值，能够达到理论产能；在假设条件放宽情形下，则表现为可实现产能。而粮食产量是实际产能的表征，反映既定条件下的现实产出水平。由此可见，粮食产能的理论内涵远超出粮食产量的统计范畴，其本质上强调的是粮食生产的潜在能力和系统韧性。 本文认为，粮食产能是粮食产量概念的系统性拓展。它不仅包含作为实际产出表现的粮食产量，更在内涵上延伸为涵盖“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综合生产能力。首先，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及其带来的规模化消费效应，保障粮食产出的数量安全始终是基础要求，体现了粮食产能的数量性特征。其次，随着居民膳食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多元化，社会对粮食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推动粮食生产导向从“增产”转向“提质”，凸显了产能的质量性维度。最后，在长期追求粮食高产的趋向下，部分地区出现土壤板结、耕地质量下降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提升粮食产能必须同步强化其生态性内涵，保障产能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粮食产能的本质是在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统筹协调数量安全、品质效益和资源环境。蒋和平等提出，我国粮食生产应该从“温饱型”向“优质高产型”和“功能型”结合转变，从传统的粮食“高产”向“优质高产”和“生态高值”并重转变[10]。总之，粮食产能的理论内涵不仅包含作为实际产出层面的粮食产量，更在系统维度上实现了对其的深化。 (二)粮食产量与粮食产能的影响因素 粮食产能与粮食产量在影响因素上存在显著的关联。已有文献表明，无论增加当期的粮食产量，还是提升中长期的粮食产能，其关键均在于保障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作物单产能力[11]。为系统解析其构成，构建如下粮食产能表达式： GPA=R×Y=R(C，MCI)×Y(Q，T，W，L，H，P) (1) 由式(1)可见，粮食产能GPA由粮食播种面积R和单产能力Y共同决定。其中，R主要受耕地面积C、复种指数MCI等因素影响，这意味着治理耕地撂荒、提升复种指数能够增加有效耕地种植规模。Y取决于耕地质量Q、科技水平T、灌溉条件W、劳动力资源L、气候生产潜力H、政策冲击P等一系列因子。这些因素的积极变化，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粮食单产，从而夯实产能基础。 针对某一特定研究区域，MCI、H、P具有均质化特征，而W与L具有非约束性流动特征，其较强的流动性和可替代性会降低因子对粮食产能的制约程度。相比之下，耕地属于约束性流动要素，跨省域流动的局限性导致本省域耕地数量与耕地质量的变动成为影响粮食产能增减变化的关键[12]。同时，科技水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性动力，尤其种业技术的提升直接影响粮食单产能力。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求可知，约束性流动的耕地和“卡脖子”技术是影响粮食产能的核心要素。因此，式(1)可简化为式(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