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沟通、信息溢出与宏观经济运行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挺国,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电子信箱:zhengtg@gmail.com;陈琳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电子信箱:18780056514@163.com(厦门 361005);范馨月(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财经大学),电子信箱:xinyue.96@qq.com(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货币政策的精准实施和有效传导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学宏观调控的重要保障,也是近年来宏观领域的前沿议题。本文将信息驱动理论与货币政策框架相结合,利用高维稀疏建模方法从央行沟通和新闻报道文本中识别出叙事性冲击,并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高维TVP-VAR模型和平滑区制转移局部投影方法研究央行沟通向新闻媒体、经济主体和实体经济的信息扩散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央行沟通产生的叙事性冲击与其推行的货币政策立场高度一致,且在经济改革和政策实施的关键时点,央行能将宏观调控、政策变动与经济形势等信息有效地传导至新闻媒体。进一步地,新闻媒体在央行沟通的信息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央行沟通向新闻媒体的信息溢出渠道通畅时,央行沟通中的利率调控与数量调控信息能有效地管理预期和调控实体经济,但当央行沟通向新闻媒体的信息溢出渠道受阻时,两类调控的成效都被明显削弱。本研究为叙事性冲击识别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行方法,也为宏观调控体系的升级优化提供了借鉴。


期刊代号:F10
分类名称: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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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其中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更要实现从“精准有力”到“精准有效”的转型过渡。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一直致力于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此确保宏观政策能够向微观实体传导并落地生效,可见在我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成为构建科学宏观调控体系的关键一环。

  事实上,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其传导效率密切相关(Agénor & Montiel,2008),然而受重大事件与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偏差,致使其在稳定产出和价格方面的有效性已大幅下降(郭豫媚和周璇,2018)。因此,央行逐渐重视对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优化、完善和创新,而央行沟通与各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开始承担起疏通传导机制、加强宏观调控精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任务。其中,央行沟通具有明确而独特的价值(林建浩等,2021),借助沟通交流,央行能够向公众发布关于货币政策目标、操作策略、经济展望以及未来货币政策决策等相关的信息,以此改变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并达到经济调控的目的(Blinder et al.,2008)。

  央行沟通之所以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是因为其在预期管理和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Hansen & McMahon(2016)指出,对未来政策信息的解释说明比政策的实际操作更能影响经济主体的心理和行为,进而更显著地影响整体经济表现。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对央行沟通这一工具的使用已初见成效,不仅更好地引导了公众预期,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卞志村和张义(2012)利用SVAR模型分析了央行信息披露在引导居民预期时的作用及效果,发现央行沟通相比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时滞更短,有助于在短期内锚定预期目标。王曦等(2016)在新凯恩斯DSGE框架下研究了预期和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的作用,并指出货币政策的预期冲击效果强于未预期冲击,因此要借助央行沟通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通胀管控职能。林建浩等(2017)基于谱分析方法研究了央行沟通对宏观变量不同频域下的政策效果,结果表明央行沟通对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都具有良好的调控效果。总体来看,央行沟通包含与经济形势、前瞻性调控等有关的信息,不仅能引导公众预期向政策目标趋近(汪莉和王先爽,2015;郭豫媚和周璇,2018),而且能对现实经济起到切实的调控作用。然而,上述研究虽然肯定了央行沟通的价值,但脱离了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政策调控—中介目标—实体经济”的标准路径和研究范式,因而无法就央行沟通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传导渠道及作用机制得出系统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有较多文献分析了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但其思路和方法难以直接适用于研究央行沟通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从传统货币政策研究框架过渡到基于央行沟通的叙事性研究框架,需要解决三个难题:首先,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和测度在方法上有较大差异。传统的冲击识别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货币供给方程(Mishkin,1982);另一种则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Gertler & Karadi,2015)。相比之下,叙事性冲击的测度更困难,不仅要对叙事性冲击进行合理且谨慎的定义,而且涉及沟通文本的获取、清洗以及信息提取,特别是在我国央行沟通以中文文本形式呈现的情况下,冲击测度存在客观上的困难。其次,两个框架的传导机制逻辑和路径存在重要区别。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认为,货币政策首先影响利率、货币发行量等中介变量,然后再传导至产业、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变量,因此呈现出“政策调控—中介目标—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Agénor & Montiel,2008)。但央行沟通主要通过信息渠道发挥作用,即通过释放与政策相关的信息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故遵循“央行沟通→新闻媒体—经济主体预期—实体经济”的信息扩散过程(Eusepi & Preston,2011)。而我国对于消息冲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王曦等,2016),更无研究完整刻画并分析这一扩散过程,因此如何从叙事性视角考察央行沟通的信息溢出及其有效性,仍然是相关领域的遗留问题。最后,与传统货币政策分析不同,媒体报道可能在央行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对公众预期和经济周期都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Thorsrud,2020;郑挺国等,2023a),其在“消息冲击”这一环节的影响不容忽视。然而,现有研究通常单独考察央行沟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忽视了新闻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综上,虽然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有了较成熟严密的研究框架和范式,但随着央行沟通的加入和完善,如何将其纳入政策分析框架,实现从传统分析到包含叙事性分析的过渡,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随着文本分析及建模技术的推进,少数国外学者开始尝试在叙事性经济理论框架下测度叙事性冲击。例如,Ter Ellen et al.(2021)基于奇异值分解与事后单位识别法,分别从央行沟通与新闻媒体文本中提取主题时间序列,对比了它们在通胀、就业、汇率等方面的认知差异,由此测度出叙事性冲击并说明了新闻媒体在央行沟通的信息传导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该研究为叙事性冲击的识别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但受到文本分析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其做法未能系统地考察央行沟通的信息传导及其有效作用,同时由于文本形式的差异,其研究方法也无法适用于我国的相关问题。此外,目前国内研究还未涉及叙事性冲击的测度、信息扩散过程及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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