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背景下中国老年人的工作寿命及其分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永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苏省老龄文明智库老龄社会传播与政策评估研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23);陈友华,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1102)。

原文出处:
人口与经济

内容提要:

确定退休年龄延迟幅度的关键之一是当前老年人口的实际工作情况与健康水平究竟能够支撑多久的继续工作。基于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及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生命表技术对我国老年人在延迟退休背景下的工作寿命进行测算,探讨职业、教育和收入等异质性因素对“退而不休”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体制内退休的老年人工作寿命较短(2020年为1.61年),健康工作寿命占比长期处于90%左右。相比之下,体制外退休的老年人工作寿命较长且显著增加(2020年为6.49年),健康工作寿命比例虽有所提高,但不健康工作寿命的绝对值依然较高。同样的,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最短(2020年为3.16年),健康工作寿命占比为93.78%。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最长(2020年为6.43年),健康工作寿命占比为90.59%。家庭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最短(2020年为2.81年),而家庭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工作寿命更长(2020年为8.12年)。研究结果表明,较低社会阶层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退而不休”以寻求老后的经济保障,经济动机而非价值追求是当前我国老年人“退而不休”的最主要因素。故而,应通过优化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弹性退休设计、开拓适老就业岗位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真正实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


期刊代号:C41
分类名称: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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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一政策改革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客观需求,更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推动人口、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步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更是强调“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尽管延迟退休改革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障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实现代际公平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客观要求,但退休年龄的推迟幅度和政策推行节奏等问题仍然面临争议,需要审慎研究。确定退休年龄延迟幅度的关键之一是当前老年人口的实际工作情况与健康水平究竟能够支撑多久的继续工作。退休年龄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调整,不仅要从养老金、劳动力市场供给与经济增长等经济方面加以考虑,还要了解大多数人的退休行为及影响因素,否则造成“退而不休”或“未退先休”现象的大量出现,都会干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不同于发达国家老年人出于兴趣、机会、需要等动机而产生的“退而不休”,中国的老年人继续工作可能更多出于直接的经济动因[2]。既往研究表明,城镇、发达地区和体制内等老年人拥有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但就业率却低于农村[3]。老年人常被视作一个整体看待,实际上,老年人是一个内部分化严重与差异极大的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年人对于退休和工作的理解与行为可能“天差地别”[4]。因此,探讨老年人在“退而不休”现象中的社会分化,分析职业、教育和收入等因素如何影响其工作寿命,对于制定更加合理的退休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关怀与现实意义。

  老年人的工作寿命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其在既有研究中亦常被称为“工作余寿”“再工作年限”“再就业年限”等,均指老年人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参与有收入工作的年限。本文统一采用“工作寿命”这一表述。在此基础上,健康工作寿命是指老年人在健康状态下从事工作的年限时长,是评价劳动质量和福祉水平的重要指标。“退而不休”作为本研究的描述性现象,既可以从规范性维度理解为劳动力群体在退休时仍具备意愿或能力继续工作,也可以从实然维度理解为退休后客观上仍处于工作状态的行为表现。由于2024年延迟退休政策才正式实施,长期以来60岁既是我国劳动人口法定退休年龄的上限,也是老年群体划分的起点,因此,只要老年人口仍参与工作,就可以视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退而不休”状态。

  基于上述背景和假定,本文旨在探讨延迟退休政策下,借助生命表技术,基于历次人口普查以及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测算与描摹中国老年人群体在“退而不休”现象中的工作寿命,并探讨职业、教育和收入等社会分化因素如何塑造这一现象的差异性。通过深入剖析我国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内部分化,本文不仅为延迟退休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退休制度改革提供现实指导。

  二、文献综述

  1.谁在退而不休?退休还是工作的社会分化研究

  尽管目前从寿命或规模维度测算“退而不休”社会分化的文献还十分匮乏,但学界已然开展了大量研究从概率维度来推断不同社会阶层人员退休还是继续工作的可能性。这类借助因果推断方法展开的社会分化研究基本上延续了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层思路,即从政治权力(职业地位)、社会声望(教育水平)、经济资源(收入或财富)等方面来归纳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退休与工作的影响。

  从职业地位来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不同职业类型在收入、福利、劳动保护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5]。研究普遍认为,体制内劳动者(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因工作压力相对较小、待遇优厚、满意度较高,往往对延迟退休或继续工作的抵触较小[6]甚至还渴望延迟退休。相较之下,体制外劳动者(如企业职员、个体经营者)因工作稳定性较差,更倾向于及早退休[7]。此外,体制内工作者的职业认同较强,退休可能意味着身份和权力的丧失,部分管理人员因此倾向于继续工作以维持各类社会资本[8]。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体制内群体因养老金较高,即使年老后不再工作也能维持良好生活,这导致其工作意愿低于体制外群体[9]。反观体制外劳动者,由于经济保障不足,往往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以维持生计[10]。

  从受教育水平来看,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投资和工作经验在收入决定中的重要性,因而不少研究指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更倾向于延迟退休或继续工作[11-12],退休后老年再就业的意愿与行为也更高[13]。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准)老年人更反对延迟退休或继续工作[14]。不过,也有研究持相反的结论,即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准)老年人延迟退休或继续工作会显著减少[15-16]。累积优势理论对此作出阐释: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在青年时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因而在(准)老年期有更好的经济积累与社会保障,因此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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