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下称“居民医保”)是一项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的自愿性参保制度。自2003年新农合试点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参保人数接近10亿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对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近年来，居民退保、断保问题开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仍有超过10％的应参保未参保人群(王超群，2020)，约有5％的参保者从原有的保障制度中退出(王昭茜和仇雨临，2021)。分人群看，新生儿参保率不足50％(赵绍阳等，2020)，7％的成年人未被任何医疗保险覆盖(骆为祥，2019)。基于实地走访的调研发现，广东肇庆、贵州毕节、重庆酉阳等地已经出现居民缴费积极性下降，甚至不再参保的现象(郑功成和谭琳子，2024)。笔者在湖南六县(区)十二个镇的实地调研也发现了退保断保问题②。如何提高居民参保的连续性和积极性，实现全民参保目标，已成为决策部门当前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202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建立居民医保连续参保激励制度。这意味着，要实现全民参保，关键在于提高居民连续参保积极性，而提高居民连续参保积极性，关键要把握个体连续参保行为。 对个体参保行为的解释，主流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保险的价值来自个体对确定性而不是对风险的偏好(Friedman & Savage，1948)，人们做决策是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考量。在这一理论下，Arrow(1963)将保费投入不足和过度医疗归因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也成为学界研究信息不对称的经典范式(Akerlof，1970；Rothchild & Stiglitz，1976)。但近年来，随着实证研究的发展，保险需求偏离经典理论的现象受到广泛关注(Kunreuther & Pauly，2013；Liebman & Zeckhauser，2008)。例如，面对不确定的损失，人们不愿意缴纳确定的保费，尽管保费投入远低于医保补偿额(吴传俭，2016)。政府即便补贴大量保费，也很难调动投保人的积极性(Kunreuther & Pauly，2013)。人们还经常认为保险是“一种投资”(Kunreuther & Pauly，2005)，倾向于事后投保(Barnes et al.，2023)，长时间不出事就会选择退保(Kunreuther，1996)。具体到我国居民医保制度，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影响个体参保的因素也是影响个体连续参保的因素，因而不会出现退保、断保问题，而事实并非如此。 对上述现象，建立在心理学研究和实验证据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研究个体参保行为的新视角。前景理论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决策时，个体通常以当下的状态作为参照点，对得失也往往根据参照点来判断且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Kahneman & Tversky，1979；Kahneman & Tversky，1984)。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禀赋效应”理论也认为，人们在决策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大于“趋利”(Thaler，1980)。有证据表明，个体对短期内支付的保费，而不是对预期的成本分担水平更敏感(Abaluck & Gruber，2011)。基于大量案例研究，Kahneman(2011)总结性地提出人类大脑有快(系统1)与慢(系统2)两种做决策的方式，在日常的行为中，人们总是高估自己对经验的把握，快速做出决策，导致各种认知偏见。这种个体决策时的路径依赖，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医生治疗行为的研究中(Jin et al.，2024)。 基于此，本文尝试分析我国居民医保个体连续参保行为以及可能影响个体连续参保决策的因素，以期为政策决策提供证据支持和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人口的跨统筹区流动特征，以我国的一个省(称之为“T”省)为单位考察居民医保个体连续参保情况。着重回答两个问题：居民医保是否存在参保人数逐年下降趋势？是否存在退保、断保现象？本文使用T省2018～2023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库对上述问题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研究了个体参保决策行为，并纳入健康冲击、医保报销等影响个体主观决策的交互因素。Innocenti et al.(2019)对11个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历过负面健康事件或认识的人经历过负面健康事件的人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提高25％和40％。本文利用T省超7000万条观测样本对我国城乡居民连续参保决策行为进行实证检验。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进行了缩小样本回归。为识别不同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在连续参保方面的差异，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进一步研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Marx et al.(2007)的研究，个人经验具有信息价值，会对随后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个体还会依靠过去的观察和他人的经验来决定自己的行为(Aragones et al.，2005)。基于此，我们纳入同龄人的行为以及人口流动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可能的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个体参保行为的研究，缺少对个体连续参保行为的关注。本文是较早基于医保行政大样本数据，检验居民医保个体连续参保决策行为的研究之一，丰富了现有文献。二是，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居民医保个体连续参保特征，分析个体连续参保的内在机制，为提高居民连续参保提供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