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大将“增进民生福祉”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展目标，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①然而，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高企、生态环境大范围破坏等传统社会福利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产生了零工经济低社会保障覆盖率、数字平台消费主义盛行等一系列新困境，加剧“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构成了严峻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来缓解社会矛盾、维系资本主义统治。②西方福利经济学主要围绕帕累托改进展开，③并总结出两条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具体路径：一是直接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驱动，提升经济效率；④二是间接通过普及人工智能应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信息透明度并改善基础设施。⑤⑥ 当前针对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研究，普遍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将效率改进视为推动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的核心动力，倡导“以发展谋福祉”的重要战略。⑦然而，既有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的本质差异：其一，中国模式强调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尤其注重市场初次分配的公平正义。⑧研究表明，数字资本通过攫取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福利分配不平等，⑨抑制了中国社会福利水平提升。其二，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表征着新经济形态下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直接关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⑩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福利治理模式以增进人民利益为根本动力，(11)超越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忽视部分群体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固有局限。(12)这些研究证实，现有奉行效率至上和个别利益最大化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框架，难以系统揭示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动态演变逻辑与提升路径。 鉴于此，为实现“增进民生福祉”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本文突破既有理论桎梏，构建了网络状分析框架，其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涵盖基本生存、人的发展、自然生态三个横向层面与社会利益、社会公平两条纵向主线的社会福利理论框架；第二，基于双主线与三层面的动态交互作用，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双重演变规律；第三，据此提出兼具中国特色与实践效能的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系统提升路径。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福利理论框架 20世纪20年代，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持资本主义发展，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福利经济学应运而生，旨在“提供一个框架，并就一些经济状态是否对整个社会而言好于另一些状态做出有意义的陈述”。(13)一百多年来，为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福利经济学围绕如何对社会状态进行完全排序，经历了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之争，最终将帕累托标准确立为衡量社会福利的基本原则。当补偿原理与社会福利函数因难以提供充分的人际效用比较信息而陷入理论困境时，阿玛蒂亚·森基于社会选择理论进行关键突破，将社会福利内涵从效用拓展至蕴含价值判断的可行能力，实现社会状态的完全排序并推导出社会福利水平。(14)然而，福利国家实践显示，其现实社会福利水平远未达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预期。 究其根本原因，福利经济学在探讨社会福利时存在显著的矛盾与冲突。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福利的内涵从衡量社会整体状态的普遍性指标，弱化并收敛为聚焦个别群体利益的政策工具，即通过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教育、住房与就业等一系列补偿性制度，转移而非根本性解决社会矛盾与阶级冲突。这一内在矛盾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局限于单一视角。具体而言：其一，单一维度，始终将效率至上奉为衡量社会福利的唯一准则。这意味着，社会状态改善举措依赖市场机制运行，借由提升经济效率来掩盖并转移社会矛盾。其二，单一群体，片面追求特定群体利益的提升。福利经济学视域下的社会福利被局限于某一阶级内部的状态改良，其所追求的效率最大化实质上是个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局限于阶级内部的改革机制，仅能改善局部社会状态，(15)导致福利国家在实践中始终无法实现理论上的社会福利最优水平，反而陷入追求个别利益至上、加剧利益分配矛盾、不断建设补偿性制度以缓和社会冲突的循环之中。因此，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最终宣告失败。 基于上述理论困境，探讨提升社会福利水平，需首先厘清福利本质。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的福利，其核心在于关注人的现实状态。马克思在论述人的现实性时指出，人事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一切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经济利益关系。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8)需要满足的方式必然产生相互关系。当人“不仅本能地要求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感到需要满足自己权利的要求”，(19)利益便成为需要满足的具体对象和载体。因此，人的现实状态与利益密切相关，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结合体，构成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动机与准则，体现人与社会互动关系；二是表征包含基于财富占有的物质需要和基于权利、自由与平等的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程度。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福利的本质是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