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否为宗教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产生的问题意识，经过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洗礼，儒家非宗教的观点渐成主流。①随着宗教对话的展开，晚近学者逐渐认识到“宗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和演变的概念，对其界定有必要超越西方一神教范型而更加多元化。②早在1940年代，钱穆先生就着手比较中西宗教文化，并基于其民族文化史观提出“人文宗教”概括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此后又对其内涵、功能与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不过其论述未成系统，易为后世学者所忽视。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钱穆学术思想的关注，对其宗教观的研究也逐渐起步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其一，虽注意到其宗教观具有强烈的史学意识，但对其文化史视野下的宗教观体系缺乏系统阐释③；其二，集中于辨析其关于“中国无宗教”的表述及其内在矛盾，忽视了其正面建构中国人文宗教的重要价值④；其三，对其儒教观内在逻辑的分析尚欠精准，未能揭示其归纳儒家礼教/心教二重面向的核心机制及深刻用意。⑤如所周知，文化史是钱穆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将宗教视为人类文化生命体之根基，透露出与韦伯相似的问题意识，其对儒家人文宗教独特性与优越性的阐释，不仅可为学界深入反思韦伯范式提供思想资源，也为在“去神圣化”⑥的现代社会建构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宗教观提供了思路，其深刻意涵与重要启示值得我们关注。 一、“人文教”与“神道教”：文化类型论与中西宗教特征 中外学界对于“宗教”概念的界定存在诸多争议，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宗教的定义大体可分为“本质论”与“文化/功能论”两类：前者重在探求宗教的本质内涵，强调“超越性”或“神圣性”为宗教不可化约的特质；后者注重宗教在历史文化中的功能，将宗教视为人类建构的产物。⑦而在西方“宗教”概念传入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是指宗旨教义，乃统摄政治、教育与信仰三个维度的复合概念，具有浓厚的世俗倾向与政治意涵。⑧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以一神教为范型的西方宗教概念，由于其与本土宗教现象之间存在差距，遂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无宗教论”，而钱穆也被认为在晚年转向了这一立场。⑨然而如果全面梳理其论述，可以发现“中国无宗教”乃其一贯思想主张⑩，只不过其语境乃针对西方式的宗教概念。在钱穆看来，宗教是人类普遍内在共同内在之一种人文心理(11)，不同的文化类型孕育了不同的宗教模式，而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 钱穆对宗教的看法首先建立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在当时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钱穆与当时东方文化派的根本分歧在于，他对西方学术并不排斥，而是将其吸收嫁接到传统文化之中，以重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特殊性，并强调应在摆脱西方中心论与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彰显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民族个性。(12)他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提出了文化类型说，认为中西文化分属农业文化与商业、游牧文化，前者孕育出中国文化向内、一体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则使西方文化形成了向外、对立的思维方式。(13)根据文化类型的理论划分，钱穆将中西宗教分别称为“人文教”与“神道教”(14)：前者的信仰中心在人文界，崇拜现实世界的历史与圣贤，带有浓厚的“入世”意味；后者崇拜对象为外在的上帝天国，具有强烈的“出世”倾向。(15) “入世”与“出世”只是中西宗教的表象差异，钱穆进一步对双方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西方宗教的出世倾向源自精神与物质、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植根于灵肉对立的二元人生观：“惟有信仰灵魂，始可以超脱人类现世短促生活，始可脱离肉体，别求永生。”(16)钱穆认为，这种灵肉二元论的人生观乃出于对个体小我之灵魂不朽的追求，实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因此，“出世”与“个人主义”成为钱穆判定西方宗教的两大基本特征。韦伯认为基督新教以彼世的超越为目标，专注于个人救赎而非仰赖他人，决定了信徒世俗生活的个人主义与悲观主义色彩，而这一目标又使其宗教戒律变成具有广泛约束性的社会伦理体系，从而促使社会生活向理性化方向发展。(17)但钱穆却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指出，西方宗教的出世倾向导致政教、政学相分离的无统社会，而个人主义又惟关心上帝与一己救赎，不相信他人，造成人与人之间相敌对。故西方社会须宗教、法律与经济诸要素相配合将个体束缚于社会之中，而仍不免种种冲突与反动。(18) 不同于西方宗教，中国宗教的关注重心则以“大群”为鹄的。钱穆指出，中国文化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其很早就摆脱了灵魂不朽的观念，他将这种不追求彼世与灵魂解脱的特征概括为“现实的一元论”，从而与西方宗教文化“理想的二元论”相区别。(19)关注现世则必然重视大群全体的秩序建构，故中国宗教早与政治合流，政治中的尊卑观念渗透到宗教之中，以一种理性精神将天神地祇组织成有等级秩序的信仰体系，使得中国古代宗教表现出理性与自然调和的特征。(20)古代宗教与政治不断融合，产生了一套整合宗教、社会与政治的礼教体系，成为中国社会形成的主要因素。(21)礼教发挥宗教功能的具体方式，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人伦与祭祀仪式。儒家不相信灵魂不朽却又重视祭天祀祖，这一现象在韦伯看来最终只能导致仪式沦为毫无感情要素的社会惯习。(22)但钱穆则强调孔子所谓“祭神如神在”表明儒家祭祀的重点并非灵魂之存在与否，而在于祭祀者的心理反映(23)，包括祭祀在内的儒家礼仪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人心以融入大群生命共同体的方式(24)：一方面通过宗庙祭祀等神圣仪式唤起人对祖先与上天的敬畏，将现世生命与超越世界进行连接，从而维系人类生命共同体观念之延续；另一方面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礼仪实践，使人心与家族群体相融合，由此不断扩充至社会国家，最终凝为人类生命的共同体，故其称：“中国每个人的家庭，便是中国人的教堂。”(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