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儒佛互动交涉过程中，中国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发展，衍生了诸多富有理论价值的观念或命题。在此，本文集中探讨了儒佛交涉背景下的“作用见性”说。之所以如此选题，是因为“作用见性”问题，实关乎儒释之辩大关节。此一命题背后包含有儒释两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实践路径上的差异问题。对于佛教而言，“作用见性”乃是禅宗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对于儒学而言，“作用见性”说受到宋明以来道学家持久而深入的关注、探讨，甚至被纳入儒学体系构建的环节之中。① 需要事先指出的是，“作用见性”此一表达形式的流行，与现代学术作品的推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自序”里就以“作用见性”来概括洪州宗的禅法特点。②事实上，仅从字面形式来讲，传统禅学经典常用的说法为“性在作用”，而不少宋明道学家常用的表达则是“作用是性”。当然，若从思想的实质内涵来讲，与“作用见性”相关的说法亦为数甚夥——显然，“作用见性”之“见”与禅学“明心见性”之“见”是相通甚至相同的，而宋明道学中不少言性的讨论多少都与“作用见性”说有点关联。 从历史角度而言，“作用见性”在后世儒佛交涉过程中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中，明初护法居士沈士荣所撰《续原教论》更是专列《作用是性解》予以系统讨论，影响后世深远。沈士荣，生卒年不详，福建闽县人，博通佛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儒士应聘，后因上疏颇称帝意，为翰林院待诏。沈士荣所著《续原教论》，意欲调和三教，归本大乘，其论述语调尤着意于儒佛会通，寻求既不“丧内学之家珍”，又不“伤名教之根本”的两行之道，对于历史上宋儒辟佛的主张尽力为之疏解，与朱元璋钦定的三教并用政策颇为呼应。③《续原教论》又名《续原教论辩》，卷上为《原教论》《观心解》《内教外教辩》《执迹解》《儒者参禅辩》《论禅近理辩》《作用是性解》，卷下则为《名儒好佛解》《自私辩》《庄老异同辩》《错说诸经解》《较是非得失辩》《三教论》《诸师人物雄伟论》。《续原教论》颇受后世推重，《续灯存稿》卷十二“待诏沈士荣居士”条曾称赞云：“士识远材全，深达法相。议论纵横放肆，剖发幽瞖，直明心宗而辞旨犹善巧精妙，其曰《续原教》，亦可谓克缵《镡津》之绪者哉。”④按，《镡津》，当指北宋契嵩禅师所著《镡津文集》。契嵩主张儒释一贯，尝作《原教论》《孝论》诸文。可见，沈士荣的《续原教论》，在学统上乃遥接北宋高僧契嵩之端绪而来。 一、《作用是性解》所引朱熹辟佛文句的基本梳理 沈士荣所引宋儒批评“作用见性”说的材料皆出自《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释氏”。《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释氏”专门汇总了“论释氏误认心、性”诸条，中间反复探讨了“作用见性”的问题。⑤梳理可知，沈士荣《作用是性解》对《朱子语类》的原始引文，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分。《续原教论》这些文章，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格式——首先摘选宋儒诸师的辟佛言论，然后再予以评议疏解。 下面为沈士荣《作用是性解》所引《朱子语类》原始文本的第一部分。此一部分主要内容为朱熹评价徐子融“枯槁有性无性”之论。徐子融，即徐昭然，江西铅山县人，早年曾游心方外，后师事朱熹。 晦翁曰：“上蔡云：‘佛所谓性，正圣人所谓心；佛所谓心，正圣人所谓意。’心只是该得这理，佛氏元不曾认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如视听言貌思，圣人则各有其理，佛氏只认得能视能听能思能动底便是性，不管横来竖来他都认做性，最怕人说这‘理’字，都要除掉了。”(《作用是性解》) 朱熹评价徐子融此条颇长，沈士荣是用缩写的方式摘录的。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现加以补录。在朱熹引用谢上蔡“佛所谓性，正圣人所谓心”的评语之前，朱熹的原话为：“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错处是认心为性，正与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这心极精细，如一块物事，剥了一重皮，又剥一重皮，至剥到极尽无可剥处，所以磨弄得这心精光，它便认做性，殊不知此正圣人之所谓心。”(《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另外，朱熹所言“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的评价，原本放在“它最怕人说这‘理’字，都要除掉了”(《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之后，也被隐去了。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预先探讨。沈士荣为什么要缩写甚至改写朱熹的原文呢？个中原因之一或在于沈士荣希望淡化朱熹批判佛教的火药气，尽可能揭掉宋儒为佛教尤其是禅宗贴上的“异端”标签。 从沈士荣所引朱熹材料可知，朱熹认为论性时要保留天理此一具有立场分际意义的价值维度，否则便流于虚无主义了。“佛氏元不曾认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这句话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具有的基本立场。事实确乎如此，朱熹在儒佛对话中有着非常自觉的立场。承前所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错处是认心为性，正与佛氏相似”，这一评价，基本上可以代表朱熹对于佛教的看法。整体而言，认为佛教“作用见性”说其实是性中无理，乃朱熹辟佛时的基本认识。更深入言之，朱熹以为佛教认心为性的批判话语，表明儒学与佛学的差异在根本上不在于实践工夫，而在于价值立场。这点恰如朱熹所反复申言的，“惟其无理，是以为空。它之所谓心，所谓性者，只是个空底物事，无理。”(《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朱熹还用非常生动的例子指出：“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为性乎!”(《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