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有唐一代的典籍文献中，有一个并不为今人所熟稔的名称——官寺。中唐诗人白居易《闲吟二首》之一中即有“官寺行香少，僧房寄宿多”①的诗句；日僧圆仁在其所著《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有“七所官寺中，是其一也”②的说法。所谓官寺，根据道端良秀的界定，是指隋唐时期由朝廷在全国各地统一敕建并供养的寺院，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国祈福和宣扬皇帝威德。③唐代的景星、大云、龙兴、开元、紫极官寺观体系，经数朝发展、完善而成一代之定制，具有明显的同时性和均质性特点④，成为其政权合法性在宗教层面的重要表征，亦为安史之乱中兴立大燕政权的史思明所效法。⑤ 李唐王朝覆灭，以开元寺观为代表的官寺观体系随之土崩瓦解。⑥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便是，取代唐王朝的政权，出于建立和巩固其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抑或仅仅由于制度“惯性”的作用，亦应效法史思明称帝改元之后的做法——建立其自己的官寺观体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未必会沿着我们所设定的轨道前进——如果说五代王朝因国祚短促、辖境有限之故，未及建立完善的官寺观体系；之后所建立的宋朝是否会沿着唐王朝和史思明的轨道，逐渐建立自身较为完备的官寺观体系呢？ 在对此论题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我们尚需对官寺观制度的先行研究进行一番简明扼要的梳理。聂顺新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从僧官制度、政教关系和直接研究方面对中外学界关于隋唐佛教官寺制度的先行研究成果进行了颇为系统、详细的梳理和评估。⑦概括而论，以塚本善隆、富安敦和聂顺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或侧重于讨论隋唐官寺与日本国分寺、国分尼寺之间的异同与关系，或将论题的焦点集中于西域地区的佛教官寺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抑或从宗教地理学和政教互动的维度梳理和探讨唐代的佛教官寺体系，都较为注重其溯源和成立过程，并未对唐以后佛教官寺体系的变迁进行长时段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而在唐代的道教官观方面，现有的研究仅限于个别区域。⑧下逮于宋，汪圣铎、马元元的《北宋的年号寺观》一文，虽对北宋京城内外的年号寺观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的考证和分析，却只是在文章的开头部分稍稍提及唐代设立的开元寺观，并认为唐代的年号寺观无论是数量、品种还是在当时的影响上都无法同宋代相比⑨，而并未对其与宋代年号寺观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也未采用“官寺”的说法来表述这些宋代广泛存在的“年号寺观”。 据此而论，如果说隋唐时代的官方寺观体系作为故事的前半部分，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宋以后的官方寺观体系作为故事的后半部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亟待开展专门和系统性的研究和讨论。依笔者之见：我们对于这一官寺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决不能“自限畛域”——局限于某一朝代，而是应该顺流而下，将讨论的时间范围扩展至宋代。唯有如此，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才能超越特定朝代的局限，揭示中古时代宗教和政治互动的变化曲线，并对其在“唐宋转型”(Tang-Song Transition)过程中所发生的延续和嬗变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解释。 一、太祖至真宗时期的年号寺观和所谓“官寺观”之间的概念对应性 在汪圣铎、马元元对于北宋官方寺观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是所谓的“年号寺观”。⑩因此之故，我们在讨论宋代官寺观体系延续与嬗变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年号寺观和所谓“官寺观”之间的概念对应性问题。 宋朝建立伊始，都城开封便出现了以太祖年号命名的宫观——建隆观。据《事物纪原·真坛净社部》建隆观条所载：“钱易《洞微志》曰：周显德中，营道宫于皇城之西梁门外，赐为太清观。太祖有天下，始重饰之，改为建隆。”(11)又依高承所记，早在宋太祖在其立国称帝的第二年(建隆二年，961)正月，便在后周新征服不久的扬州建立了建隆寺。(12)由此而论，天水一朝从一开始便十分注重所谓的“年号寺观”；然因开国天下未定之故。太祖初年以建隆为名的年号寺观仅见于开封、扬州数地，且兴建时间未一，并不具备唐代龙兴、开元等官寺观均质性、同时性的特征。 建隆观的成立，与其说是新建，不如说是改造后周旧观的产物。宋朝国家级大型官观体系的真正成立，虽是以东京开封为核心，却是从陕西凤翔太平兴国宫的营建拉开序幕的。据李焘的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庚辰，诏修凤翔府终南山北帝宫，宫即张守真所筑以祀神者也。”(13)又依李攸所记，“凡二年，宫成”(14)。在此宫的规模、建筑方面，同据李攸的记载： 宫中有通明殿玉皇三十二天帝、大游、小游、五福、四太乙、紫微帝君并二十八宿，七元殿，黑煞殿，并灵官童子、六丁神、岁星、辰星，又有天蓬、九曜、东斗三官、玄武十二元辰、西斗天曹殿、南斗阁、灵官堂、龙堂。(15) 依此来看，上清太平宫是在天下初定的太平兴国年间建成的。其规模和建制，亦可谓相当宏伟。“太平”之名号与“太平兴国”年号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其皇家宫观的独特属性，亦可视为汪圣铎所谓“年号寺观”中的一处。 据汪圣铎的统计，北宋京师以外太平兴国寺观见于宋元文献记载者，至少有26所，其中寺院23所，宫观3所。(16)先以现存材料所记之太平兴国寺的范围而论。其在宋朝北境的代州五台山，南方的福州、南剑州等处均有分布(17)，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全国性的特征，而与北宋初年兴立的建隆观有别。但从汪文所列举的寺院来看，同在江州的有庐山北麓之太平兴国寺、南麓之太平兴国院；同在福州的有闽县太平兴国院、侯官县太平兴国院、怀安县太平兴国禅院。依此而论，此番太平兴国寺的兴建，并没有遵循唐代官寺每州各一的均质性原则，而是出现了一州多寺的不均衡现象。综上所述，此次太平兴国寺之兴，改额的数量虽然庞大，亦有遍及全国之势，却未必如唐代的官寺观般遍及诸州，具有严格的均质性特征，而是存在着多寡不均、各州不等的现象。又从太平兴国宫观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来看，即便包括陕西凤翔的上清太平宫在内，现存史料所记之数量上亦不过4所，分布范围仅及陕西路的凤翔、江南西路的江州、潼川府路的渠州和富顺监(18)，其均质性更成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