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洛论摩西灵魂的飞升

　　引论：为何要重构摩西形象？

　　哲学与神学的学科相互渗透和彼此影响的现象，是宗教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如若我们要推进和发展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研究，则势必了解哲学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因为哲学神学是所有正统宗教的系统性神学理论建构的基石。历史地观之，任何一种宗教要在历史长河中站稳脚跟并持续产生影响力，都必然地会借助一些哲学命题来阐释并强化其理论根基。具体来说，这种独特而又意义深远的历史任务，大多会落在宗教阵营中那些学养深厚且兼具文化会通与转化之功的学者肩上，从而，身负文化使命的这些学者，就以当时广为接受的某类哲学理论和方法去阐释自家宗教中的神学问题，目标不但是为自家宗教在当时的文化阵地赢得一席之地，而且还要尽量把自家的宗教推向大众以赢得更多的受众和话语权利。就历史上的犹太教而言，在希腊化的文化语境中，成功地以希腊化哲学系统地构建犹太教教义，再苦心孤诣地为犹太哲学烙上普世文化色彩印记的伟大思想家，一定非斐洛莫属。

　　近年来，汉语学界对斐洛的思想研究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①然而，关于斐洛在哲学神学议题方面的探究②，较之卓有成效的国际学界，汉语学界仍然有较大差距去追赶，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关注、重视并投入相关的研究。熟悉斐洛文本的学人可能会发现，在希腊化的语境中，斐洛接续柏拉图对“哲学家—王”的推崇，从而选取了摩西这一形象的生平和言行，再以希腊化的哲学框架去重新诠释和建构犹太思想，由此，摩西不但具象化为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哲学家—王”，而且还是犹太教面向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代言人。比如，斐洛一度赞誉摩西“甚为至善”③，甚至盛赞摩西为至为完美的摩西()④。大卫·温斯顿(David Winston)对此评价认为，斐洛已将摩西塑造成了“超级圣人”⑤。路易斯·哈利·费尔德曼(Louis Harry Feldman)则指出斐洛笔下的摩西正是柏拉图所言的那位具有完美品质的君王⑥。不过，斐洛构建具有超凡魅力的摩西形象，其意究竟为何？

　　斐洛在《论摩西》开篇就强调，作为犹太立法者和神圣律法的翻译者，摩西就是“至为伟大和完美”。斐洛认为，纵然摩西留诸后世的律法声望已抵达地极，但其人却鲜为人知。希腊人拒绝纪念他，可能是出于嫉妒；至于城邦立法者们的法律条款，在许多方面竟然都跟摩西律法相违背。⑦为证其实，费尔德曼经过历史考证，认为在斐洛所身处年代，犹太人确乎是遭遇到了一些忽视和轻谩，这不排除斐洛是借摩西之酒杯，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费尔德曼还研究发现，1世纪末的昆提利安(Quintilian，约35—96)、朱文诺(Juvenal，约55—127)等历史名人，确实对摩西和摩西著作评价甚不友好。⑧另外，跟斐洛同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荷马派学者阿皮翁(Apion，生卒年不详)等人，不但对摩西和犹太人态度粗鲁，而且还大肆进行攻击，约瑟夫的著作对此就有所提及。至于晚了斐洛一个世纪的盖伦(Galen，129—216)则揶揄摩西，认为摩西之所以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是因为摩西没有意识到，神不会在物质层面上允许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神只会从可能的层面上，为他的忠仆选取最好的结果。盖伦进一步批评说，摩西的书写不过就是复古而已。以此观之，这说明在盖伦之前的时代，社会已然存在反摩西的风气。费尔德曼综合这些因素，推断斐洛应该是想挑战他那时代的这些观点。⑨至于斐洛为什么要回溯摩西的传统，约瑟夫在其著作《驳阿皮翁》中透露，当时有好多民族在文化上都有追古溯源的风气，就是希望本族不要被他族看成别人的跟班和模仿者。约瑟夫还特别强调说，希腊文明相对来得晚，埃及人在数学和星相学方面，还曾是亚伯拉罕的学生呢。的确，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借埃及人之口，嘲笑过希腊文明起步较晚的事实。由此，费尔德曼补充说，罗马诗人维吉尔还尝试将罗马民族追溯到特洛伊的埃涅阿斯(Aeneas)那里，因为据说埃涅阿斯是宙斯女儿维纳斯的儿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让自己的国族更具有神圣性。⑩

　　由此观之，斐洛之所以高举摩西，不排除斐洛受不甘人后的族群认同意识驱使，借摩西来托古言志。因此，对于流散之地的犹太人来说，重构历史上的摩西，对于他们彼时彼境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可谓至关重要。学者泰德(Tiede)就认为，斐洛之所以赞扬摩西，是因为斐洛想要鼓励有学养的犹太人在跟外邦人打交道时，自己根本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只要借助摩西的历史地位和知识形象，犹太人其实是可以赢得外邦人的尊敬的。然而，尔温·古德纳夫(Erwin R.Goodenough)却认为，《论摩西》两卷书的目的乃护教，因为当时浸淫在希腊文化中的犹太人，曾对希伯来圣经提出了质疑，同时，斐洛将摩西的事迹写给那些改宗到犹太教的外邦人，其目的无非是坚固他们信仰犹太教的信心。(11)作为回应，古德纳夫后来补充说，斐洛根据当时流行于希腊文化中的理想之王和神人()概念，进一步确认这两卷书就是为外邦人而写，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理解犹太信仰要点。(12)但是，学者维克多·切利科夫(Victor Tcherikover)却质疑说，犹太人的文化宣传策略，在外邦人中并无多大的技术操作性，因为在斐洛时代，古代书籍的流通，大多以复制或者抄本的形式流传，即使是在再遥远的国家，都有好多商店在售卖书籍了，因此，知名作家大都有自己的书店，为的是自己可从售卖中获利。不过，费尔德曼幷不太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在11世纪中期，无论是公有还是私营的图书馆已经遍地开花，圣经引用见诸其他书籍已经屡见不鲜，由此看来，外邦的读者群应该是斐洛讲话的对象。除了在《论摩西》卷1开篇就已经讲明，希腊作家们拒绝给予摩西以荣誉，在卷2，斐洛还特别提及七十士译本的产生，此足以证明外邦读者对希伯来圣经的兴趣。不过，瑞士伯恩大学的斐洛研究学者雷内·布洛赫(René Bloch)却从斐洛自身处境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公元38年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事件，让斐洛被迫离开哲学研究而卷入政治活动，斐洛带领犹太使团到罗马觐见当时的皇帝加利古拉。由此，斐洛从摩西身上，于犹太民族的命运而言，可能是看到了自己跟摩西有些类似。于是，布洛赫认为，斐洛并非简单地借摩西来托古寓今，不过，斐洛的生命跟妥拉所描述的摩西的生命，的确有着特定的平行色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