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文明传统中，对经典的诠释与重构历来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动力，经典与其解释传统的关联总是错综复杂的，原始经典与创作经典相伴而生、相辅相成。①在第二圣殿时期、早期犹太教的希伯来经学传统中，这一过程尤为显著。其中，“圣经重写”(rewritten Bible)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创作经典的代表，不仅体现了对《圣经》文本的深度阐释与再创造，也映射出早期希伯来撰经传统的释读实践(reading practices)和权威性构建的过程。然而，近年来，随着圣经学界对“死海古卷”中早期《圣经》古卷研究的深入，发现多种版本的经文、对经文的改写、阐释同时存在，引发了对“圣经重写”的定义及其文本范围的讨论。这种争议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困境——由于第二圣殿时期的“圣经”仍处于变动发展之中，并未形成《圣经》“正典”的体系和观念，区分“圣经”与“圣经重写”的概念定义及文本范围成了一个难题。《希伯来圣经》学界对“圣经重写”的重新探讨，反映了对“圣经”与“经文”概念理解的转变，以及对第二圣殿时期文本流动性的新认知。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对“圣经重写”研究主题和方法的重新定位，为第二圣殿时期的早期希伯来经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一学术探讨的潮流展现了希伯来经学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圣经》正典成型前谈论“圣经”及“圣经重写”？“重写”的经文是否和《圣经》一样享有相同的权威地位？“圣经重写”究竟是对《圣经》的误解，还是对其含义的丰富与深化？《希伯来圣经》作为宗教经典文本，是否具有可以还原的“原始含义”？本文通过梳理“圣经重写”的学术传统，揭示“圣经重写”的定义带来的理论困难，同时尝试引用新的理论范式探究第二圣殿时期的撰经实践，以探讨以上问题。在第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圣经重写”这一术语的定义及其边界，并指出，关于其定义的争议与困境根源于以“圣经”为中心的方法论带来的挑战。第二部分分析《希伯来圣经》正典化的历史，强调第二圣殿时期经文的流动性与活性。我们应从多重权威文本并存的特征出发，理解这一时期的文本性，并探讨“经文重写”与《圣经》之间的权威性关系。第三部分尝试揭示，“圣经重写”研究的核心困境在于将后期形成的“《圣经》正典”作为研究视角的出发点，但追求原始含义或原始文本的做法往往导致文本理解的碎片化。因此，本文倡导“圣经重写”不应仅被视为对《圣经》的注解，应以“经文化”的前进式生成为新的研究视角，并通过语文学与阐释学的结合，重新理解第二圣殿时期经文的动态关联与多元意义。 一、“圣经重写”的定义与边界：作为普遍的文本现象 《希伯来圣经》的形成经历了跨越数百年的漫长复杂的成书、编纂过程，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成型，并形成了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大支柱并行的结构。因此，《圣经》基本成型但边界尚未确定的正典化进程(canonical process)延续了整个第二圣殿时期。(cf.McDonald and Sanders [eds.]，Collins，Lim)由于经文权威体系边界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历史形态的复杂性，出现了大量基于原始经典的创作，这一时期的经文呈现出被反复编辑、重构、阐释的特征。这一现象既不同于权威经文成型前的书写与汇编，也有别于正典成型后拉比犹太教中严格区分正典与评注的传统，许多作品被归类并命名为“圣经重写”。一方面，新经文通过复制圣经中的内容，保留了原始经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添加、省略、释义或重组等方式，新的文本创造性地编辑、应用经文，成为一种流行的集解经、创作、编撰于一体的手法。其中，新旧文本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分界，融贯为一体，并构成了动态的循环关系——经文的生成通过发掘原始典籍中的隐微意涵、填补空白、模仿结构、借鉴思想，实现了对经典的重塑与重构。而新经文的形态既源自于原始经文的影响，又不乏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语言模式或文学体裁。 “圣经重写”的概念最先由维摩斯(G.Vermes)于1961年的著作《圣经和犹太教传统》中提出，维摩斯将中世纪的犹太著作《义人之书》(Sefer haYashar)划分为“圣经重写”的文体类型，并溯源到更早期的犹太经典叙事，将《巴勒斯坦塔古姆译本》(The Palestinian Targum)、《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圣经古史》(Liber Antiquitatum Biblicarum)、《禧年书》(The Book of Jubilees)以及《创世记外传》(Genesis Apocryphon)等列为“圣经重写”的代表。根据维摩斯的分类，“圣经重写”体现为一个古老的阐释学过程，通过在圣经叙事中添加“犹太寓言叙事的发展(Haggadic development)”②，解决文本提出的阐释学问题。这一传统在早期犹太教中出现，并持续到中世纪时期，成为一个延续的犹太叙事文体的传统。(cf.Vermes，p.95) 维摩斯将“圣经重写”这一术语放置在犹太传统解经学的背景下，将早期犹太经典理解为基于《圣经》的阐释学发展，这一定义影响了学界对于文本的界定范式，并引起了对“圣经重写”的讨论和关注。(cf.Bernstein，Brooke，Crawford，Zahn)在接下来几十年中，“圣经重写”的术语与定义被学界广泛采用。死海古卷的发现，无疑扩大了“圣经重写”的内容与范围，古卷中大量发掘了类似圣经体裁的经文，例如，其中最长的《圣殿古卷》(The Temple Scroll)以《摩西五经》律法为基础，重新编辑、增补、排列了圣经律法，从而成为了“圣经重写”类型的代表。由此，“圣经重写”逐渐突破维摩斯所限定的作为叙事文本的框架，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文体之中。例如，尼克斯堡(G.Nickelsburg)认为“圣经重写”并非一种固定的文本类型，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包括对《圣经》较长或较短部分的连续释义，通常伴随大量扩展(如《禧年书》《〈创世记〉外传》《圣经古史》)；非叙事类体裁中的叙事段落(如《以诺一书》中的洪水故事，该文本属于启示录或遗训文类)；以非叙事体框架构建的叙事(如准遗训体作品《摩西启示录》)；以及史诗或戏剧形式的圣经故事的诗体呈现(如长者斐罗、狄奥多图斯、悲剧诗人以西结)。”(Nickelsburg，pp.89-90)显然，“重写”已经无法用叙事、律法等具体的文学体裁作为其特征，而是囊括了各种类型的文本，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文本类型似乎都或多或少具备“重写”的特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