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康德批判哲学划定的界限，超出有限者去追求无限性都有可能面临独断论的风险。但如果人们不想沉溺于杂多和经验，乃至陷入机械论，哲学就必须有勇气超出有限者，找到探讨整全的可能性。于是，哲学的任务就变成了如何理解有限者和无限者的关系。很显然，这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全一体体系的题中之义。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之中，对大全一体体系的追求虽是普遍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可以放在大全一体体系的光谱中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多样性的认识。其中，施莱尔马赫与早期谢林就分别对大全一体体系贡献了不同的视角。之所以以他们为例，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光谱的两端：一个在保证无限者的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护有限者和个体性的地位，另一个则努力将有限者收归于无限者的统摄之下，乃至被攻击为无视有限性。此外，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暗中的较量，从中我们可以更加看到理解无限和有限关系不同方案各自的困难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尽管从史料上看，施莱尔马赫与谢林很少有明显的相互针对的文本证据，但毫无疑问的是，二者之间进行着“无声的战争”(KGA V/7，94)①。除了少数一些公开的著作(《对迄今为止的伦理学说的批判》与《学术研究方法论》)外，后世的学者逐渐从书信、课堂记录等资料中看到了他们对对方的评论。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一地陈述他们之间相互影射的历史②，而是把目光集中在这样一个话题之上：他们如何通过直观把握绝对者。谢林的“理智直观”和施莱尔马赫的“对宇宙的直观”都指向了对于大全整体的把握。这个话题之所以重要，除了直观概念在各自思想体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外，还与施莱尔马赫研究史上一个著名“公案”相关：据传施莱尔马赫《论宗教》第二版之所以不再将直观与感觉(Gefühl，通常翻译成“情感”，这里取更一般的哲学意涵)并列为最重要的宗教感官，是由于他看到谢林哲学同样以(理智)直观把握绝对者，故而为了与谢林划界，单方面突出感觉的重要地位。③为此，直观能否以及如何把握绝对者，这就不仅仅成为一个理论上的重要问题，还极大地涉及理解施莱尔马赫与谢林之间的关系。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去讨论施莱尔马赫的体系对谢林哲学的“依赖性”或“独立性”，也不研究那些认为施莱尔马赫因为要与谢林划界而作出重大理论修正的观点是否可靠——这完全是一笔永远无法彻底理清的糊涂账，而是直接探讨他们如何理解直观与绝对者的关系。这是澄清那段公案的前提。我们将回到施莱尔马赫与谢林最初面对先验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两大体系时所进行的哲学工作，尤其是澄清双方如何理解斯宾诺莎的“直观知识”(scientia intuitiva)。斯宾诺莎这个概念对于谢林的“理智直观”和施莱尔马赫的“对宇宙的直观”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个概念或者汇聚点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两位哲学家共同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上的差异。随后，我们将分别从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各自对直观的理解出发，澄清二者各自的理论诉求和思想旨归。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们会简要讨论施莱尔马赫《论宗教》中直观与感觉的关系，表明施莱尔马赫在此后的版本中掩抑直观、凸显感觉的必然性。 一、回到斯宾诺莎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回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各自思想的原发点，我们会看到某些令人惊讶的巧合。早熟的谢林比起大自己七岁的施莱尔马赫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了几乎相同的思想资源：谢林吸收了古希腊思想(比如柏拉图《蒂迈欧》)和先验哲学(康德与费希特)，青年时代的施莱尔马赫也痴迷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先验哲学(尤其是康德，他对费希特的了解则相对较迟)。更具有对比性的是他们都面临着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和先验哲学的综合问题。1793/1794年，施莱尔马赫通过雅各比的《关于斯宾诺莎的通信》接触到了作为“死狗”的斯宾诺莎，于是试图从雅各比的歪曲理解中重构斯宾诺莎哲学，并将之与康德哲学结合起来，克服康德哲学中的二元论。其结果便是《斯宾诺莎主义》与《对斯宾诺莎体系的概述》两篇文章。前者是对雅各比书中44条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断言的摘抄，并辅之以简短的评论，偶尔还辨别哪些话是斯宾诺莎的思想，哪些是雅各比的理解。后者则是他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诠释。几乎在同一时期，谢林在费希特思想的激发下，写成了《论一种哲学形式的可能性》(1794)与《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或论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者》(1795，以下简称《论自我》)。众所周知，谢林1795年2月4号写信给黑格尔，坦诚自己最近已经成为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了。④而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的融合问题，也是谢林当时面临的巨大理论难题。⑤ 也许从后世的视角看，二者都着眼于用斯宾诺莎的内在无限性(Ensoph)克服先验哲学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二者各种相似之处，但是，施莱尔马赫的努力是综合康德批判哲学的划界行动和斯宾诺莎的自然整体，而谢林的动机则是综合费希特的本原行动和斯宾诺莎的自因，二者可能从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找到了综合实体哲学和先验哲学这个原点，可以让我们对二者的比较不至于是研究者外在强加的。 我们首先考察斯宾诺莎哲学。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一方面提供了一套“实体—属性—样式”的学说(第一部分)，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人类可以把握神的路径并且以之为依凭的生活方式(第二至第五部分)。⑥鉴于前者众所周知，且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够密切，我们集中于刻画后者。在第二部分“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中，斯宾诺莎区分了三种知识：意见或想象(opinio vel imaginatio)、理性(ratio)和直观知识。⑦前两种知识比较易懂，是比较通常的划分方式。而理解直观知识则稍微曲折，为此斯宾诺莎做了很多的说明和注释。斯宾诺莎对此的定义是：“这种知识是由神的某一属性的形式本质的正确观念出发，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ad adaequatam cognitionem essentiae rerum)。”(Ⅱ，pro.40，schol.2)直观知识具有两个特征：首先，它不是凭借推理而达到的，而是凭借直观。其次，这种知识是直接的。斯宾诺莎举例说，如果给出1、2、3三个数，让人找出第四个数，使得前两个数的比例等于后两个数的比例，那么，所有人都会仅仅凭借着直观，毫不迟疑地得出数字6。此外，这种知识意味着，普遍必然性与特殊性在直观中结合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