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哲学，颠倒的柏拉图主义(umgedrehter Platonismus)：离‘真正的存在’越远，就越纯粹、越美、越好。生活在显像中作为目的(Das Leben im Schein als Ziel)。”①尼采在其早年的一则笔记中如是说。从时间上看，这段名言大致写于1870年底至1871年4月之间，与《悲剧的诞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单从字面上说，这段名言的意思似乎并不难理解，它精炼地表达了尼采早期的“艺术家的形而上学”思想——艺术作为现象世界高于“真正的存在”的世界，即柏拉图式的超感性的理念或真理世界。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尼采去世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这段名言仅仅被人视作《悲剧的诞生》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充，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然而，随着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经典解读发表，尼采的这段名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海德格尔本人正是借用这段名言中的“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来总结尼采哲学的实质。根据他的解释和批评，尼采的哲学作为一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仍然是一种柏拉图主义或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因为尼采只是颠倒了感性现象与超感性理念(或现象与本体)的地位，但仍然保留了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结构。换言之，尼采不过是把感性的现象世界当成真实的，而把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看成是虚假、扭曲和派生的。②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用“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来概括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过程，尤其是他中后期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当尼采把权力意志视作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时，他不过是用权力意志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念，但却完全继承了后者的形而上学结构。 因此，海德格尔用“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这个概念把尼采纳入了以柏拉图为开端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一个“关于存在之遗忘”的历史，那么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就构成了对这一历史的终结和完成。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既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又是对它的终结和最后实现，甚至可以说，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不仅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而且是它的一种最极端的形态，即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因为尼采不仅将权力意志视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而且认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本身都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解释、评价或价值设定，即存在就是价值。海德格尔甚至把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看成是一种技术形而上学，其本质在于，人作为主体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一切存在者之存在进行全面计算、主宰和控制，因此也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③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的解释一方面确立了尼采作为一位经典哲学家的形象和地位，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很多对尼采哲学的误解和歪曲，其中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尼采一生丰富、复杂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归结为一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自从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林中路》以及其他解读尼采的著作和论文发表之后，他对尼采的解释就饱受争议和批评。近年来，尤其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哈尔(Michel Haar)的分析与批评最为中肯。④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此主题做具体展开，而是仅仅强调一下他的结论：尼采的哲学绝非用“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这样一个标签所能涵盖，更不能被削足适履地纳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历史之中。就像上文所说的，“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仅仅出自尼采早期的一则未发表的笔记，最多只能代表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艺术家的形而上学”，绝不能容纳他中后期即成熟时期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和《快乐的科学》等中期著作中已经明确地放弃了“艺术家的形而上学”。而在1886年的《悲剧的诞生》再版序言《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中，尼采更是对他早期的哲学思考所受到的叔本华和康德哲学的“现象与物自体(或本体)”二元论的错误影响进行了反思。⑤ 当然，澄清海德格尔对于尼采哲学的曲解并没有消除关于尼采哲学的诸多疑问。因为即使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放弃了早期的“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他仍然经常使用“显像”(Schein)和“现象”(Erscheinung)等相关概念，并且往往将显像同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以及真理或真实世界等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⑥总体上说，尼采一方面对现象持完全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则非常偏爱显像。因为现象总是无法避免“显现者”、物自体或本体的形而上学预设，而显像则与这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完全无关。 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接受海德格尔的解释框架，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尼采的“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和“生活在显像中”等早期哲学思想？当尼采后来声称放弃了早期的“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像海德格尔那样用尼采的“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和“生活在显像中”等早期说法来理解他成熟时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众所周知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等思想？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等早期作品中关于“显像”和“现象”的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