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标志着政治哲学的复兴，罗尔斯以后的政治哲学被称作“当代政治哲学”，这已经是国内外学界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基本共识和标准叙事。如果说在何种意义上《正义论》是政治哲学复兴的标志，以及如何评价《正义论》之前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状况并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的话，那么对于以罗尔斯为轴心展开当代政治哲学的标准叙事，所得到的认同似乎要广泛得多。这种“共识”和“叙事”无疑都是可以挑战的。从逻辑上说，一旦前述“共识”被推倒，那么基于这种“共识”的“叙事”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但是我在本文中的目标，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是要直接挑战前一种“共识”，而且对于后一种“叙事”，我的批评也并不是全方位的。我的目标限于提出并大致描摹当代政治哲学的三种叙事：第一种叙事仍然是以罗尔斯为轴心的叙事，第二种叙事是以I.伯林(Isaiah Berlin)为轴心的叙事，第三种叙事是一种以对康德哲学——包括其政治哲学——的解释和转化为轴心的叙事。在完成第三种叙事的铺陈和论证之后，我将尝试指出，相对于前两种叙事，第三种叙事更有助于回应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问题，也更有助于说明政治哲学之“当代性”。 一 《正义论》的发表在政治哲学界造成了一种所谓“罗尔斯产业”的现象，对此的描述和规定以R.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这句话为代表：“政治哲学家们现在必须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②。几乎同样的评价也表达在B.巴利(Brian Barry)的这番话中：“对《正义论》这本书我们可以这样说，将来任何人要处理这本书中所触及的问题时，如果他想要学者们重视他的工作，则他的工作必定要显示出与本书是没有脱节的”③。 与罗尔斯一样，诺齐克和巴利都是以正义为研究主题，他们的正义理论也是相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发展出来的，诺齐克以对于占有性正义的独特辩护成为自由至上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最主要代表，其影响与罗尔斯一样逸出了狭义政治哲学的范围；巴利则致力于从公道(impartiality)的视角重整正义论，所谓“作为公道的正义”是相对于“作为互利(mutual advantage)的正义”和“作为互惠(reciprocity)的正义”而提出来的。通过强调“公道”，巴利在对包括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功利主义在内的自由主义传统之斟酌取舍上展现出与罗尔斯的某种精微的差异，不过巴利仍然强调，“没有《正义论》的激发和启迪作用，很难想象这部《社会正义论》能够构思出来。最为人们熟知的，同时也是目前为止最为令人满意的就是，我提出作为公道的正义的典范就是罗尔斯式的‘作为公平的正义’”④。 正是由于罗尔斯的这种轴心式地位，在《正义论》发表后的三四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当代政治哲学的标准叙事。W.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当代政治哲学》将这种叙事体系化和正典化。自从金里卡的著作问世以来，它已经成为这个领域中标准的教科书，同时也是自由平等主义的一部宣言书。前者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著作在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义和罗尔斯所引发的“产业”上做出比它更为完整、细致和系统化的表述和阐释，后者则是因为金里卡以所谓“平等主义共识”(egalitarian plateau)为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其核心理念和洞见，来系统展开当代政治哲学叙事，并取得了极为成功的效果。 金里卡的老师R.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自由平等主义另一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德沃金的一个最著名的区分就是平等待人和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之间的区分。与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平等原则与罗尔斯的基本自由权概念一样既凸显了自由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地方，也守住了自由主义之所以为“自由主义”的地方。如同罗尔斯赋予基本自由权规避价值多元论的抱负，德沃金的平等者这个看似具体的个体所体现的是抽象的平等原则。金里卡赞同德沃金关于任何一种合理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平等这同一种终极价值的观点，并将这个理念运用到当代政治哲学的编纂学中。在他看来，当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平等原则，它们之间“相互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哪一种具体的平等才吻合更抽象的平等待人的理念”⑤。而这里所谓“当代”与“传统”的区别就在于，“虽然传统观点告诉我们说，政治理论的根本争论在于是否将平等视为一种价值，这种修正的观点却告诉我们说，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接受平等价值，而在于如何最好地阐释这种价值”⑥。 金里卡既然认定“政治争论的平等主义共识，就是一个涵盖力更大的理念，它既可容纳当代政治哲学的差异性，又可容纳当代政治哲学的统一性”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以平等待人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编织起功利主义、自由平等主义、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甚至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在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金里卡修正了罗尔斯在义务论和目的论的二元框架中把功利主义定位为后者的观点，认为“功利主义最好被视为如何尊重平等待人的道德要求的理论”⑧。金里卡的这个既具有思想史含义又具有思想性的哲学论断来自于他的博士论文。在《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中的“正当与善”一章里，金里卡批评罗尔斯在两个问题之间发生了混淆，一个问题与人们的根本利益的定义有关，另一个问题与从每个人的利益同等重要的假设导出的分配原则有关。而潜在于罗尔斯对正当优先于善的强调背后的是两种十分不同的关切，“一种是每个人的善应当被赋予同等的分量，另一种是人们的合法权利不应当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好生活观念”⑨。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要做出的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选择，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可能的立场”⑩。正由于在正当优先于善的讨论中受了罗尔斯之误述的误导，桑德尔在他对罗尔斯的批评中付出了重大的理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