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发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William Webb)的个人档案。其中，在其个人审判文件(Sir WW's Judgment)草稿中，发现了一些他关于南京大屠杀案相关人员责任认定的阶段性思考。这些思考与最终判决书的内容存在差异，有的区别十分明显，体现了韦伯个性化的思维逻辑。可见，对南京大屠杀案相关责任人罪责的认定，并非一蹴而就，更非日本右翼所说的“预定”的结果。由于相关资料比较稀见，特按照原文编译并加以简要的讨论，以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 需要说明的是，为最大程度保留韦伯思考的原始特征，除必要的连缀词句由笔者所为，以下内容均为韦伯原本的文字和口吻，体现了韦伯对相关证据采信与否、如何定罪的权衡。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案的证据 《关于单个控罪的证据·控罪45(Count 45)，南京大屠杀》是韦伯关于南京大屠杀(Rape of Nanking)案证据①的总结和评论。 韦伯写道：“日本人在中国违反国际法的犯罪，现在作为‘南京大屠杀’而审结。”1937年11月左右，日本华中方面军组成，下辖1937年8月中组成的上海派遣军，以及在杭州湾北部登陆协助上海派遣军的第十军。松井石根担任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武藤章担任华中方面军的副参谋长。 1937年12月1日，华中方面军接到大本营攻占南京的命令，南京12月13日被攻占，许传音、贝德士和马吉的证词表明，当时没有抵抗。“第一天日军表现还好，然后就实施暴行，所以陶德曼报告德国政府：‘暴行和犯罪并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也就是如上报告中确认的，日本军队是一部兽性机器’。(R.4604，笔者按：即韦伯所引证据编号，下同)” 韦伯将日军暴行分为四个部分： 1.大规模屠杀。贝德士作证说他确信有12000人遭杀害。大量士兵已经丢掉了武器，日本人从房屋和安全区中搜到这些人加以杀害，事实上，中国士兵脱下制服以平民身份在难民营各处求生。日本人通过检查手部是否有劳作茧痕等方式寻找这些人。被告证言并不否认日军全城搜查穿着平民服装的士兵，按照大杉浩的证词，这些人被送去了战俘营，而按照中泽三夫的证词，送至军队，但无法确认后续去向。榊原主计声称在南京抓获4000名俘虏，一半送去上海，一半留在南京。按照武藤章的说法，核心争议在于这些被俘获的中国人能否作为战俘。最终在1938年日军决定，日军方面以中日冲突被官方定性为“事变”为由，决定不将被俘中国人视为战俘(R.3436)。目击证人尚德义向法庭证实，1937年12月16日1000人在长江岸边被扫射，目击证人伍长德的证词显示1937年12月15日约2000人在西门被扫射，目击证人马吉作证说看到数千具尸体遍布各处，目击证人许传音指出屠杀行为遍布城市各地，红卍字会受委托掩埋尸体，共埋葬了43000具尸体，同时还有其他团体参与类似行动(R.2574)。另有一张表格显示，南京崇善堂参与掩埋受害者工作。这些组织从1937年12月26日到1938年4月20日，在南京和附近地区掩埋了112266具尸体。以上报告的受害者人数达260000人(R.4537)。 2.大规模强奸。许传音、贝德士等几个证人都说到强奸。程瑞芳女士的宣誓证词提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孩(被强奸)；麦卡伦说一个晚上发生了1000起强奸案例。 3.普遍的抢劫。许传音、贝德士、马吉的证言，安全区成员费吴生宣誓证词，陶德曼的报告都有所提及。 4.对财产的肆意摧毁。许传音、马吉证言，费吴生宣誓证词，拉贝报告说，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大火摧毁(R.4594)。按照贝德士的证言，恐怖氛围在两个半星期到三个星期中十分强烈，城市陷落六到七周后仍很严重(R.2538)。许传音估计这种恐怖状态持续了约三个月之久，后续仍有发生。按照陶德曼的说法，南京周边地区的状况比城区更为糟糕。 韦伯总结道，外国人组织了一个安全区，试图阻止年轻的男人被枪杀，年轻的女人被强奸。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刘易斯·史迈士，六周内每天撰写两份抗议书，重要的是，他报告的内容从未被日本大使馆否认(R.4457、4458)。更多的证据是，日本大使馆职员试图协助，但他们无能为力(R.4473)。报告被送往东京的外务省和南京的日军司令部(日高信六郎，R.21453)。东京收到了报告，外务官员立即告知参谋本部负责人，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告诉了陆军大臣(石射猪太郎，R.29970)。 韦伯还特别提及，“有几个被告目击证人作证说在南京根本没有看到暴行。我认为没必要理睬他们，他们应该看到了”。 韦伯评论说，没有证据表明暴行依令而行，但是，按照美国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1938年2月2日的报告，在宁外国人处境良好(R.4561)，这似乎暗示日军曾接到要小心对待外国人的命令。马吉在与日本士兵交涉的过程中，形成了“日军被命令远离外国人”的印象(R.3930)。“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告诉委员会，日军有意让南京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大使馆人员将努力缓和其行动(R.4587)”。基督教联合托事会的博因顿牧师对上海的英国大使说，“日本大使馆官员紧随日军进入南京，他们惊恐地发现难民营中日军公开酗酒、谋杀、强奸和抢劫。他们无法干预军队司令官，这些人的态度粗暴冷漠，导致军队彻底地失控，任由其在城市中肆意妄为。因为对东京电令军队加以控制感到绝望，日本大使馆官员甚至建议传教士们设法在日本公开此事，以便日本政府能被舆论迫使去管束军队(R.4559、4560)”。 这一态度被新调任的警备司令天谷将军1938年2月5日的演讲所强调，他批评了外国人把日军暴行报告传播到海外、煽动中国人反日情绪(R.4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