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电影也在对两段战争历史的书写中提出了不同的命题。在1952年讲述解放战争的电影《南征北战》中，虽然也有“择弱攻击”“打一仗就走”①的特点，但作战方法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已经从抗日战争时期“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转移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②影片中不断出场的飞机、坦克、钢枪、军团行军已经呈现出正规军和现代战争的特征，电影需要处理的是正面战场如何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如何书写军队精神的命题。与《南征北战》不同，抗日战争题材电影主要讲述的是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乡村自卫队、自卫团和民兵的故事。这些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之外的农民武装组织是从事生产的人民武装力量，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实践成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抗战，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③只有改变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 党史研究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乡村自卫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例如，《山东抗日根据地人民自卫团研究》一文阐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乡村自卫队的发展。文中提到，1939年1月5日召开的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乡村抗日自卫队，这可以说是乡村自卫队的开端。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出台了《自卫团教程》，进行广泛的动员和有组织的培训。中共郓城中心县委举办了3期抗日自卫团训练班，培养了诸多抗日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在各自的村中成立了青年自卫团、模范班等民兵组织。1940年，《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条例》颁布，加强了对自卫团的武备和训练，并逐渐将精华部分整合成为半脱产甚至脱产的基干自卫团，从中组建民兵。因此，民兵和自卫团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卫团是民兵的基础，民兵是自卫团的骨干。⑤而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民兵则被改编为正规军。尽管上述研究仅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为对象，但已经可以显示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武装逐渐壮大，从分散的非正规的乡村自卫队逐渐走向正规化的普遍过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些非正规的乡村自卫队和民兵构成了游击战的主体，也构成了抗日根据地战场上最重要的反抗力量，正所谓“民兵是胜利之本”。 以上述历史为基点，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处理的是基于特定历史的独特命题，其中不容跨越的问题是：如何描述乡村自卫队这样一个由乡土农民构成的现代战争中的战斗主体?如何处理乡土农民的前现代特征与抗战主体的现代气质之间的杂糅和断裂?以及，如何将其讲述为一个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对这些难题的解答，构成了彼时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共同主题：“电影是要……表现明白：向来被称为广大而像一盘散沙似的农民，由于共产党正确的领导、组织、教育和帮助，至能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成长为英勇坚强而有文化的革命战士……”⑥ 一、文学改编：“历史的负担”与抗日英雄人物的多重面向 应当说，电影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十分迟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学领域便已经进行了相关讨论，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便有了重要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日战争题材电影也都是改编自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例如改编自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同名电影《新儿女英雄传》(1951)⑦，改编自马峰、西戎《吕梁英雄传》的电影《吕梁英雄》(1950)⑧。不难看出，这些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40年代解放区书写农民自卫队的文学样式——抗日“英雄传”，尝试通过英雄传这个既传统又在现代战争题材中被改写的样式，传达战斗主体内在的杂糅性。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文学研究不断探讨如何书写抗日战争英雄的问题。周扬在1938年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到了这个“新的任务”——如何书写抗日英雄新典型人物。周扬提道：“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同时我们也不能把他描成理想的化身，因为在他身上还负有过去历史的负担。假如说表现抗日英雄的典型是我们作家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那么，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个最艰难的任务。”⑨抗日战争文艺的难度在于抗日英雄的建构，而抗日英雄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带有乡土农民“历史的负担”，又已经不再是平时的农民。那么，该如何处理抗日英雄包含的不同成分，使其变成令人信服的人物呢?周扬认为，有效的方法是去呈现英雄人物克服自身落后性的过程，“必须靠深长的教育的效果。它应当告诉读者：抗战中遇到了些什么困难和缺点，它们怎样障碍着抗战的发展，而抗战的发展又怎样在一步一步克服它们”⑩。 面对这个“新的任务”，抗战时期兴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周扬认为，应该认真研究“中国文学旧有的东西，尤其是民间的东西，那在群众中间根深蒂固的东西”，将旧形式和新内容进行创造性的有机结合，而非“极不调和的勉强的结合”。(11)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结合是弥合新抗日英雄内在裂隙的尝试——从前现代的旧有的乡土农民(“农民意识”)到具有现代色彩的抗日军人，传统形式所携带的民间想象可以跨越两种不同特质之间的差异性，借以平稳地完成二者之间的过渡与融合。正是在这种对旧形式的探索中，英雄传(或曰英雄传奇)脱颖而出，它既保留了“英雄传奇”的旧形式，又对旧形式进行了新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