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跨学科思潮，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科技与社会、哲学等领域日益受到关注，并作为一种理论路径被引入电影研究领域。围绕“何为人类与后人类”议题，后人类主义首先要解构人文主义大写之“人”，然后从“人与非人”和“人的变化”两个维度展开对后人类的探索之旅。[1]美国文学理论家凯瑟琳·海勒认为当机器开始突破人类的主体性边界时，就逐渐形成了后人类文学与影视叙事和想象。一系列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仿生人为代表的后人类科幻电影角色参与各种叙事主题的表达。本文以后人类科幻电影怪人角色为研究对象，围绕后人类角色对生命、身体和情感三个关键边界的侵入，展开有机生命体被无机生命体混入、人类肉身被仿拟与摒弃、情感范式置换等议题，阐述人类与非人类边界被赛博格、数字化身、有情机器人等颠覆之未来境遇。人类不再是不容僭越的万物灵长，后人类开始成为游移于可渗透人类主体边界地带的“幽灵”。 一、机器介入：欲望刺激人类生命扩张 与电影留存时光的“木乃伊冲动”不谋而合，人类肉身的局限性激发了人们超越自然生命的幻想，人造生命想象由来已久。可复制的赛博格就是这样一种脱离了繁殖的有机体。在后人类批判之作《赛博格宣言》中，唐娜·哈拉维将“赛博格”定义为“控制论生物体，一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2]314赛博格虽是文学家与电影导演想象出来的电子人，但在生物技术大爆发的时代却日益成为现实，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人造皮肤、金属假肢的出现证明了机械植入人体的可行性。生命的范围从有机的自然生命拓展到机器生命与数字生命等智能生物体，人类在科学的助推下迭代为科学的怪物。同时，人类对于这些类人“他者”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自己掌握生命的奥秘，另一方面在心理上又难以承认这些“怪物”生命的存在。 (一)科学怪人：杂合基因的变形生物体 电影《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31)奠定了科幻电影中人造生命想象的叙事原型，沿用人类被造物反噬、怪物寻求身份认同的基本情节模式，从而塑造了“科学怪人”这一经典的人造人形象。科学家弗兰肯斯坦赋予尸体以“生命”而创造出类人怪物，这一怪物作为电影银幕上最早出现的人造人形象，承载了人类对永恒不朽之生命的向往。但这一类人怪物却引发了人类的恐慌，人们并不承认其具有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一形象所衍生的“弗兰肯恐慌”(Frankenfears)体现出人类对基因杂合等拼接造人技术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怪人》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被称为“弗兰肯斯坦式魅影”(Frankenstein Cinemyth)的影视类型，在这一类型中，人造人的未知性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内涵。[3] 人造人的形态循着技术的升级路径而变化，从机械时代、电气时代的拼装人衍变为生物技术时代的变形人，并且进一步深化了对抗性主题。《异形》系列电影中，异形作为一种强大的基因寄生体，其“伟大”之处在于拥有具有优化选择能力的DNA，通过吸收宿主的生物优点以充分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其形态与设定也随着宿主的物种类别而变化。从《异形4》(Alien：Resurrection，1997)到《异形：夺命舰》(Alien：Romulus，2024)，异形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基因结合能力。后者通过注射的方式，使异形基因在人类体内与胎儿结合，直接诞生了一个外形更加酷似人类的“逆种2号”，并将人类母亲蚕食掉。这暗示人类与异形的结合带来的是毁灭而非乐观主义的人类升级。正如生物保守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人类基因编辑工程具有不断“去人类化的潜质”，[4]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导致失却人性的可能。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科幻电影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边界，关于机器人的幻想延伸了人造人题材的范畴。对于机器人来说，“人性”这个命题是否还行之有效?科学怪人的悲剧还会在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上演吗? (二)机械生命：作为工具延伸的机器人 在传统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类正是凭借技术拓展了自身的主体性。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它的使用使人与自然形成主客体的分立。机器人作为自动化技术最初用于延伸人类能力，是一种辅助型工具。在科幻作品的演绎下，未来世界进化出远远超越人类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异形》系列电影中仿生人作为辅助人类探索其他星球的工具存在，与人类最大的差别就是不会死亡，只会老化或者宕机。《异形：夺命舰》中的仿生人安迪是机器世界的残次品，如同人类世界的低能儿般单纯童真。安迪作为一个拟人形机器人，耳朵下方的插件模组类似电脑的硬盘，更换模组便呈现不同的机器人格。但是在《异形》系列的早期故事中仿生人更偏向于生化人类型。《异形》(Alien，1979)中，体内无任何金属零件的生化人(andriod)科学官艾什，其身体构造几乎与机械无关，身体内部器官由生化材料构成，受伤时流出白色液体。在《异形：夺命舰》中两代仿生人相遇了。艾什的模组被插入安迪体内，给安迪带来了另一个冷静、理性的人格，两种人格的切换推动了人机对立、人机互助两种叙事的发展。追求人类“更好”未来的艾什人格最后被舍弃，而为人类所用的安迪人格则成了“好人”的象征。机器生命虽然展现了不同的后人类形态，其内核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充满了对人性的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