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景观”概念源自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著作《景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其“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①囿于翻译者学科背景和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也常被译作“景象”或“奇观”。影视作品作为“景观”的重要载体，其视觉优先性特征为抽象的社会关系转化成可被感知的影像符号提供了天然可能，并凭借强势的主观表达和隐性的价值引导，使“景观”改造观看目的和重塑观看秩序的功能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获得了具象展示。鉴于此种媒介特性，影视作品中所涉“景观”的核心意涵指向“实践中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及其观赏价值的镜语范式”。② 需要指出的是，德波的“景观”概念生发于西方初入消费社会和媒介时代的历史时期，立足于“媒介通过大规模生产景观而实现日常生活的文化霸权”③的批判立场，矛头指向的是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虚幻表象，其否定性不可避免。因此，本文在借鉴这一概念的同时，力图实现基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的建设性转译和在地化引用，所探讨的“景观”及其生产，特指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经过艺术提炼与意义编码、能够有效承担主流价值传递功能的视听系统，以此从根本上区别于脱离现实根基、沉溺于浮夸呈现的视觉奇观。此类景观通过对当前中国现实的典型化描摹与审美化塑造，将其转化为可感知、易理解、能共鸣的文化符号，生动勾勒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为国内外观众重拾和新塑“中国记忆”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视听论据，确证了“合适的内容和形式能增添一种共享性文化间性的交际共情魅力”，④其生产的核心逻辑在于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基于此，依托具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文本，深入开掘“景观”在叙事和传播中的功能，为推动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获得更为有效的接纳提供影像支撑，既是对新时代视听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论回应，也是对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有益探索。 一、“有意味的形式”：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景观生产的实践面向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艺术》中提出：“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他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和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⑤李泽厚在贝尔论说的基础上，以审美积淀论对此进一步补充：“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⑥将这一美学理论置于影视艺术的语境中审视，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景观”，正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视觉叙事中的当代实践。 从“形式”层面看，无论是广袤的荒原、蜿蜒的山路、充满烟火气的街巷，还是精密的制造车间、热火朝天的工程现场，均是由色彩、构图、线条等形式要素构成的视觉形态。同时，这些视觉形式又绝非空洞的装饰性画面，而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朴素呈现，它们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凝聚着全体中国人的深厚情感与价值追求，充满丰富的情感“意味”。因此，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景观生产，本质上就是一种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实践：通过将抽象的时代精神与家国叙事转化为可被直观感知且富于感染力的视听形式，主动唤起观众的审美情感与文化认同。在聚焦新史学、讴歌新时代、记录新征程的当代文艺工作使命指引下，这类电视剧的景观生产实现了形态和意涵的双重升级，让观众透过景观丰富而深刻的形式意味，深化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⑦而如何准确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中国性和世界性，深刻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实践面向。作为对内凝聚团结奋斗的共识与合力，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凝结于形态多元、意涵丰富的景观之中，而“对于能够感受到审美情感的人来说，‘有意味的形式’总是能够唤起他们的审美情感”。⑧从理念到实践的现代化探索，为景观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素材，而在创作中，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景观的选择与呈现两个方面。 在景观的选择上，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经验回归的明确转向，其核心在于对表现对象的甄别及其价值确认。与以往依赖强情节冲突的叙事模式不同，当前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更倾向于选择蕴含时代精神、承载本土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日常性素材作为景观建构的语料库。例如，聚焦教育扶贫的《山花烂漫时》有意识地避开了戏剧化的矛盾渲染，转而精准选取了艰难筹集办学资金、驾驶摩托车上门招生、算账式劝说返学等一系列去戏剧化的情节，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生动剪影，构筑起兼具泥土气息与奋斗底色的乡村教育景观。在场景符号的选择上，该剧也摒弃了奇观化的视觉堆砌，转而选择山路、溪流、猪圈、苞米垛子等极具乡土气息的文化符号，取代了以消费苦难迎合观众猎奇心理的旧有模式。与之类似，聚焦中国制造业转型之路的《麓山之歌》也摆脱了对宏大场面的依赖，转向对“人”的聚焦。它选取了决策者的改革路径之争、科研人员的履职与亲情、金牌焊工的成长迷茫作为核心景观，这些关乎“人的主体性”议题的背后，恰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富戏剧性的内在真实。这种对“讲述何物”的严格筛选，既确保了景观的“意味”深深植根于本土经验与现实质地，更体现出深刻的文化自觉与鲜明的话语建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