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从产生伊始就受限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消费性及其背后的理性传统。1905年前后，西方电影不约而同地转向叙事主潮，逐渐形成了以运动镜头与剪辑为中心的叙事话语体系。电影是西方舶来品，中国电影首先需要学习如何讲故事，其次才是研究如何中国化、本土化。神话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早已形成共识，它在面临科学的挑战时，却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真实，在本民族的精神结构中显现出“元价值”意义。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神话是初始性因素，历史只是受其影响的第二位派生因素。“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①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神话“所展现的宏阔的格局，在灾变中坚韧前进的意志，以及它的朴茂质野的气象，已然构筑了我们民族坚实的精神之根”②。 因此，只要中国电影出现了主体性意识，必然会将目光转向携带本民族的根源性、初始性文化的神话故事。1927年，但杜宇执导的《盘丝洞》成为中国电影改编《西游记》的开端。动画片面向儿童普及本民族文化，历来就有叙述神话故事的传统。1940年，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是亚洲第一部有声动画片。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中国动画学派”，代表作有《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其故事主体就是上古神话、民间传说，加之鲜明的传统美学风格，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电影在当下海外市场萎缩的现实面前，迫切需要特殊的故事内容与艺术风格，神话理所当然地成为重要乃至必须倚重的内容资源。比如，由20世纪90年代“大话西游”系列电影引发的“大话”热，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郑保瑞执导的“西游记”三部曲，包括《大闹天宫》《女儿国》《三打白骨精》；乌尔善执导的规模宏大的“封神”三部曲，更是被媒体誉为“中国神话史诗”。在动画片方面，《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白蛇缘起》《雄狮少年》等，不断掀起“国漫”热潮，尤其是2025年春节档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已突破120亿大关，不仅稳居中国电影票房榜首，而且在海内外市场形成了罕见的关注热潮。③可以肯定地说，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支持的增强，中国电影讲述中国神话故事的能力已获得市场的充分肯定，中国神话的商业价值被前所未有地挖掘出来。然而，正如让·米特里(Jean Mitry)所提醒的，电影虽是在资本推动的产业化中发展成艺术，但假如电影不是一门艺术，恐怕也无望成为产业。④我们认为，在电影媒介的商业性与艺术性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神话故事被商业资本纳入内容开发是一回事，而中国电影“艺术性”地讲述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则是另一回事。 一、价值观与叙述语境 任何故事的叙述都受到特定叙述语境的制约。当下中国电影讲述神话故事，是在21世纪现代化语境中的一次重写，由于商业资本的强势介入，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电影对神话故事的改动之大，是我们先前难以想象的。毫不夸张地说，当下中国电影所讲述的神话故事，无论是人物、情节、主题还是价值观、审美趣味，都与原本的状态迥然有别。由于讲述语境过于强大，故事之外的商业资本及其消费逻辑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内容的各个层面，不仅消解了传统文化注重生命情感、道德权威的价值观，而且扭曲了其本欲表达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呈现出“非中非西”的畸形价值观。我们认为，在价值观被釜底抽薪后，中国电影讲述的神话故事除了市场消费价值，已然失去了原初的教育功能、文化意义与社会效应，甚至在知识、观念等某些方面误导了观众。 在这个方面，“哪吒”系列动画片成为绕不过去的现象级文本。两部影片(特别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均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总票房超过170亿。⑤该系列电影视效极佳、品质精良，赢得了无数赞誉。然而，就价值观念来说，影片却塑造了一个既非传统也非现代的哪吒形象。说“非传统”，是因为影片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扭转乾坤”等极度张扬自我的口号，毅然决然地把个体置于天命的对立面。然而，“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无论是冯友兰提出的五种内涵(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⑥，还是汤一介提出的三种内涵(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⑦，“天”都是观念价值体系中的最高所指，而与“天”相通相从的“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想的人格形象。⑧孔子把“五十而知天命”当作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朱熹则把天命解释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在朱熹看来，所谓“知天命”超越了四十对人生的“不惑”(“人事”)，进一步领会到“天道”，“知极其精”。⑨正因如此，孔子把“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作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朱熹在下面注释曰：“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也就是说，君子不仅“知”天之正理，领会到蕴含于自身的天命，而且意识到天命正理又高悬在人类之上，远非自身所能控制，因此只有报以戒谨恐惧之心，“畏”天之正理。与君子知天畏天相反，“小人”“不务修身诚己，则何畏之有?”⑩小人没有诚心正意、修身自省，也就不可能领会隐藏于自身的天命，才会认为“天”无关生命、无关自我，并采取无知无畏、极端抗争之态。正如蒙培元所说：“孔子以来的儒家有敬畏天命的思想，张载将其发展为乾坤父母之说，使孔子的这一学说更有生命情感的意味。”(1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蕴含了生命情感、道德情感，由此形成了“天道即人道”的宇宙人生观念。在张岱年看来，“‘天人合一’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12)。而在钱穆眼中，“天命”与“人生”合二为一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13)。因此，知天命(理解、依从自身的命运)，绝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生的被动或消极，“实际上牵涉到最深沉的人类生存体验的问题”(14)。正是基于这个根本性价值观，中国神话中的“神”大多是善的化身，“他们并不是要做宇宙的主宰，而是或作为为民除害的象征，或作为征服某种势力的精神代表”(15)。概言之，中国文化传统较完整地保留了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尤其在祖先崇拜、血缘亲情的想象性关联中，中国神话中的“神”是一个具有道德价值与实践能力的理想结合体，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人生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哪吒”系列或把“天劫咒”设定为无视人类、冷酷无情的“天命”/绝对力量，或把无量仙翁及其领导下的玉虚宫塑造为反面形象；《姜子牙》则把元始天尊设定为欺骗人类与狐族的阴谋家，凡此种种，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关系及其天命观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