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指出：“被相沿认为(笔者注：中国)文学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从事的那种虚构之作。纯以实在的经验为素材的作品则被作为理所当然。诗歌净是抒情诗，以诗人自身的个人性质的经验(特别是日常生活里的经验，或许也包括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四周的自然界中的经验)为素材的抒情诗为其主流。以特异人物的特异生活为素材、从而必须从事虚构的叙事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里是缺乏的。”①受“抒情传统”说的刺激，近年来，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性、叙事传统也引起学者的思考和关注②。文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就其内容而言，无非情、景、事、理，不同文体对四者的选取各有侧重，反映方式亦存在相应差异，其中事、情是共有的要素，偏重叙事的诗歌是叙事诗，偏重抒情的诗歌是抒情诗，这是根据内容所建构的基本诗歌类型观念，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这种诗歌类型观念。然而，就唐代诗歌而言，仅仅区分抒情诗与叙事诗，有时并不足以揭示某些诗歌的文体特征。 唐代诗史上，被学界定义为“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很少，流传至今不过数篇，即中唐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和晚唐郑嵎的《津阳门诗》以及敦煌出土文献保存至今的韦庄《秦妇吟》。《琵琶行》《秦妇吟》皆以女性视角自述或自诉，前者表现了一位技艺高超琵琶女因年老色衰而遭轻视的不幸遭遇，后者则是通过一位逃难的贵族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期间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上至贵族下至百姓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述人物真伪难以判断③，而其他三篇诗歌叙述的都是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唐玄宗当年奢华的行宫生活，其叙事内容之真伪相对容易判定，这有利于我们据此讨论其文体性质。 行宫是皇帝巡游在外临时设置的住所，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和服务保障条件。行宫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汉、唐时期，行宫最多。初唐著名诗人骆宾王《帝京篇》云：“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④咏汉喻唐，说明唐代帝王行宫甚多。唐代行宫主要集中在关中，洛阳周边也有行宫，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华清宫和连昌宫。唐玄宗生前最喜爱的行宫是华清宫，天宝年间，他和杨贵妃的嬉乐生活主要在此地进行；乾元元年(758)冬十月，已是太上皇、大权旁落的唐玄宗经过唐肃宗允许故地重游，再次临幸华清宫，可见他对杨贵妃和华清宫的情有独钟。中唐时期，文人们追怀唐玄宗时代，反思盛世萧条的根源，以唐玄宗华清宫生活为题材的笔记小说以及文学创作不少⑤，但论诗歌内容的容量，白居易《长恨歌》、晚唐郑嵎《津阳门诗》无疑最为突出。地处洛阳西南寿昌县(今河南省宜阳县)的连昌宫也是一处著名行宫，元稹围绕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连昌宫生活创作了《连昌宫词》。《长恨歌》的诗史成就自不待言，陈寅恪赞誉《连昌宫词》“波澜壮阔”⑥，而美国学者柯睿亦赞誉《津阳门诗》“堪称杰作”⑦。对上述诸诗的内容和写作特点，学术界已有较丰富、深入的研究，其中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集中论述这三首诗所涉内容皆有真实历史依据，其说尤为卓见，引人注目。本文则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唐代此类长篇叙事诗的独特文体内涵⑧。 一、《长恨歌》《连昌宫词》《津阳门诗》叙事之特点 在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诗并不发达，这是一个公认的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事实，唐诗自不例外：叙事性并不突出，叙事诗不多。学术界对唐代叙事诗已有充分研究，刘立文曾将唐代的叙事诗分为三类，注意到三类诗的创作动机和内容上的差异：第一类，“是指以杜甫为正式开端，到中唐新乐府运动达到高峰，反映民生疾苦和讽谕时事的叙事诗歌。唐人多把这类诗以乐府命名，因此我们称之为乐府叙事诗”；第二类，是“与上层社会和个人私生活联系比较多的诗歌”；第三类，则是变文叙事诗，“是指受六朝佛经转读唱导影响，在中国传统说唱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变文和民间说唱故事中的叙事诗。这类叙事诗面向大众、谋取布施的形式和目的决定了它必须考虑民众审美心理，寓教于乐”⑨。刘立文将元稹《连昌宫词》《梦游春七十韵》以及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刘禹锡《泰娘歌》等皆视作第二类叙事诗，与第一类杜甫的新题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不同。但第一类、第二类显然都是文人诗，与第三类敦煌出土文献中民间变文叙事诗又有不同。对这三类诗歌之间的差异，学术界并未展开进一步讨论。《长恨歌》《连昌宫词》《津阳门诗》的文体属性，按照今日学者之视角看，似乎清晰明白，那就是篇幅较长的叙事诗，至于与其他两类诗歌叙事的差异，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长恨歌》直接铺陈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连昌宫词》《津阳门诗》都是通过当年唐玄宗、杨贵妃宫廷生活的现场旁观者、天宝遗老之口，分别叙述华清宫、连昌宫的兴废变迁，这三首诗的叙事的确具有某些共性，且具有内在之关联。 这三篇宫廷叙事诗中，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时间最早。陈鸿《长恨歌传》其末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⑩《长恨歌》对杨玉环出身的描写——“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11)，即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应邀参加，咸宜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琩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宠妃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婚后，两人住在洛阳积善坊的寿王府。李琩之母武惠妃是玄宗的宠妃。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病逝，玄宗郁郁寡欢，当时后宫数千，无可意者，有人进言杨玉环“姿质天挺，宜充掖廷”(12)，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唐玄宗即以为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下敕令杨氏装模作样地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随后再光明正大地将杨玉环纳入后宫。唐玄宗与杨太真纵情声色、耽于逸乐之地主要是长安宫廷，后来转移到华清宫。天宝四载(745)，玄宗册立杨玉环为“贵妃”，并同游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将“温泉宫”改名为“华清宫”，华清宫由此迎来最繁盛的时期；天宝九载(750)之后，唐玄宗甚至常驻华清宫处理国务，朝廷官员为了工作之便，常在骊山附近建房置业。至于杨贵妃在华清池出浴的细腻、绮艳之描写——“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根本不可能亲眼目睹这个现场，可以肯定是出于想象或传说。安史之乱发生后，杨贵妃在马嵬坡被赐死，玄宗逃往蜀中。“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描写中的峨嵋山，杨贵妃、唐玄宗其实从未到过。“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写的是通过道士的帮助，唐玄宗终于见到当初被赐死的杨贵妃，“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唐玄宗得以与她再续鸳梦、柔情缱绻，“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逦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但是，毕竟阴阳两隔，终将分别，“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13)——可谓情深意长。清代学者赵翼就明确指出，《长恨歌》中铺陈的某些情节“本非实事”，“此必无之事，特一时俚俗传闻，易于耸听；香山竟为诗以实之，遂成千古耳”(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