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近翫、远观到“CD阅读法” 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无不知道萧统的《文选》。读《文选》者，无不重视《文选序》。最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阐发此序内涵的，首推清儒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其后，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批驳阮说，重加阐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原道》并陈阮、章二说，决以己意，但仅限于“文”之含义，未及其他。《札记·总术》又录《文选序》并《金楼子·立言篇》片段稍作疏解，也不免简略。黄氏精于《选》学，自谓“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黄侃日记》304)。其评点诸语已由黄念容、黄焯、黄延祖等人整理出版，①言简意赅，含蕴丰厚，惜未能引起时人的高度重视。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曾写专篇《〈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影响颇大。80年代王运熙撰《〈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以《文选序》为中心讨论，修正朱氏观点，其结论颇为时人所采。美国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在1957年发表的《文选与文体理论》(“The Wen Hsüan and Genre Theory”)，也集中讨论了《文选序》，并将它首次全部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中流传颇广。现当代学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释读《文选序》，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代表性文献：1.许文雨《文论讲疏》(正中书局1937年版)；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3.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李壮鹰主编《中华古文论释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综合前人对此序的释读，字词典故方面大同小异，但在主旨的论定上却歧义纷出，莫衷一是。②为什么一篇并不晦涩难懂的序文，经过百年以上现代中国学术、海外汉学的解说阐发，议论纷纭，竟不能令人理顺意惬，岂非咄咄怪事?细审前贤诸说，几乎无一态度不认真，无一学问不渊博，但其解释却难有堪称圆满者，究竟原因何在?坦率地说，就是对释读方法的理论基础缺乏必要的反省和自觉，往往不假思索地循着某种“惯例”行事而已。 在现有的释读中，对字词典故的解说优于对关键字句的解说，对具体章句的解说优于对主旨大义的解说，对表层文意的解说优于对内在意涵的解说。所以，为了达成较为理想的解说，我提倡从“近翫”“远观”进到“CD阅读法”。虽然本文只是以《文选序》解说为例，但我希望这种阅读法对于其他批评文献的释读也能带来较为普遍的意义。 “CD阅读法”借用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外壳，以求便于听说记忆。一个是“近翫”，也可以译为“细读”，即close reading。这是英美新批评(New Criticism)提倡的文学阅读法，要求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本本身，而不去过多关注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甚至创作意图。我从中借用了一个C，强调阅读要注重文本脉络，从容玩味。针对前者之不足，后来又有了“远观”，也可译作“远读”，即distant reading。这是意大利裔的美国学者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于2000年在《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中提出的概念，其基础应该来自史学理论，尤其是“年鉴学派”的理论。从他提出“远读”的概念，首先举出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或译作马克·布洛赫)的一句“标语式”的话“多年的分析就为一日的综合”(“years of analysis for a day of synthesis”)，以及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沃勒斯坦(I.M.Wallerstein)的名字(弗兰科·莫莱蒂96)，可以看出，其受到“总体史”和“长时段”影响的痕迹是鲜明的。如果用“细读”的方式处理“世界文学”的课题，显然无法应付巨大的阅读量，所以莫莱蒂强调了“远读”：“这里的‘远’，是知识的一个条件，它让人们的关注点小于或大于文本：技巧、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如果在非常小和非常大之间，文本自身消失了，那么，它就是其中一例，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少就是多。”(97)与其集中精力关注单一文本，不如转向去发现众多文本之间“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联系。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这种方法也开始与科技发生交叉和融合。③我从这个概念中借用了一个D，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远观，也近翫，既细读，也远读，因此命名为“CD阅读法”。 如果注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拘泥于文字的表面，那么，对于文本“细读”的实践在中国堪称“传统”。汉代形成的章句之学，主要针对儒家经典。汉人讲经之法有三，曰“条例、章句、传诂”(范晔1217)。传诂以解释字义为主，章句以解释文义为主，条例则归纳经文凡例，并据例解释经义。其琐细的程度，甚至达到“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班固1723)。为了达到细读的目的，解经往往要分章段，最常见的就如《诗经》毛《传》中的“《关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葛覃》三章，章六句”等，分章之后，再逐句解释其中的难字，并且照顾上下前后文的关系，在语脉中落实字句的意义。又如赵岐注《孟子》，强调“章别其旨”(2663)，也就是既区分章段，又概括章旨，只是较为简明。至佛经科判之学起，基本方法是将经典的结构区分为三，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但到了刘宋时代以后，就日趋细密，梁代法云法师“三重开科段”，第一重是一分为三，第二重乃三分为六，第三重则六分为二十四。这种方式又影响了儒家的经典义疏。章句应用于文学，首先就是王逸的《楚辞章句》(《诗经》在汉代属经学)，到唐代又用于《选》学，在初唐的文学批评中也十分注重“科判”④。宋元之际方回编《瀛奎律髓》一书，其中涵括了摘句、诗格、诗话、评点等多种批评方式。方回说：“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340)所谓“小结裹”，就是注重细部的涂抹批评，也就是在南宋兴起的评点之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细读”的代表人物金圣叹，其批评实践也就以评点为主。如果我们借用元好问的诗句来概括一下，那就是“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