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明帝萧鸾在位期间(494-498)，曾向隐居于江苏茅山的名士陶弘景提出一个意蕴丰富的问题：“山中何所有?”陶弘景作五言四句诗以答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诗云：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① 此诗简洁巧妙的措辞及其不同寻常的答问形式，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陶弘景被“诏问山中何所有”一事传闻遐迩，毋庸赘述；而与其同一时代的周颙被问“山中何所食”一事，则较少为人所知。《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载： 颙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② 齐明帝的诏问，或许隐含着某种政治探询的意味，而王俭的探问，则似乎偏重于对山中日常生活状态的好奇。可见，早在南齐时代，“山中何所有”即已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一千多年来，许多读者从文学史、政治史和学术史等多种角度，对“山中何所有”这一话题展开解读、引申、阐述，众说纷纭，引人入胜。近年来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是魏斌的《“山中”的六朝史》③。魏著将“山中”作为研究六朝江南社会的新视角，从山岳祭祀、神仙洞天与道馆、山寺及其周边、山居与记述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山中”这一地理空间在六朝所发生的巨大的变迁及其意义。其指出，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道教洞天体系和山中修道的宫观化，江南山岳成为寺馆集中的宗教圣地，不仅完成了“名山化”的过程，而且具有了“山居文化场”和“神圣地理学”的意义④，相关论述很有启发性。但是，在讨论六朝山岳记述以及“‘山中’文化场”的形成过程中，该著着意突出佛教与道教文化的主导作用，而对儒家文化在六朝山岳的名山化与神圣化过程中的参与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免有所忽略。本文试图从南朝讲经场所的改变、南朝儒家学者在山中隐居讲学并更新其对山岳的认识等角度，勾勒六朝经学在“山中”发展的历史线索，并从这一角度丰富并深化对于“山中的六朝史”的论述。 一、从两汉到南朝讲经场所的选择 汉代人对于讲论经学的场所，主要有如下四种选择。 第一，皇帝或朝廷召集经学讨论会，往往选择宫观楼阁。如东汉章帝所召集的讨论五经异同的学术会议，即是在东汉首都洛阳的白虎观举行的。《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记，建初四年(79)十一月章帝下诏令诸儒“共正经义”：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⑤ 这次经学讲议之地点白虎观，是当时朝廷修建的儒学之所。这段引文中提到“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据《后汉书》李贤等注，指的是汉宣帝主持的甘露二年石渠阁讲议：“《前(汉)书》：‘甘露二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制临决焉。’又曰：‘施雠，甘露中论《五经》于石渠阁。’《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秘书之所。’”⑥甘露二年当公元前52年，可见，早在建初四年之前一百三十一年，汉廷就有讲论《五经》异同的制度。可以说，汉章帝白虎观讲议是沿袭汉宣帝石渠阁讲议的故事。 第二，太学讲授经学，自然是在太学之中。《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 十五，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太尉赵憙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⑦ 鲁恭早年就学于太学，后来参加了汉章帝的白虎观讲议。东汉太学就在首都洛阳，故鲁恭能够得到太尉赵憙的关心。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⑧。此次正定《五经》文字，刻石立碑，就是此前多次“讲议《五经》同异”活动的自然延伸，史称“熹平石经”。石经之所以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也是为了便利各地儒生传钞研习。 第三，各地讲论经学，多在本地学官，或在乡校。《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附其弟《鲁丕传》： 元和元年征，再迁，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住学官，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言。诏书下丕，丕奏曰：“……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诏从丕言，王以此惮之。⑨ 《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 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⑩ 寇恂时任汝南太守，身为地方长官，其所修乡校之性质，与地方学官是类似的。 第四，经师讲学，大多选择在其家中。如《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11) “下帷”“不窥园”，都表明董仲舒是在自己家中授业。又如《后汉书》卷六○上《马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