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献的文本秩序，与书写材质、书写方式、文本体裁、编纂体例等客观因素相关。而在阐释学的视域中，文本秩序与思想学说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这一点在“六艺”经籍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如《易》《礼》《春秋》经传都有其书法与编纂义例。《诗经》也不例外①，其从大到小各个层级的文本秩序，如《诗经》三百篇的体量、《风》《雅》《颂》的类目、十五《国风》的次第、《雅》《颂》的分卷与卷次、卷内各诗的篇次、篇内的分章与章次，都有一定的义例。阐明这些文本秩序的义例，成为汉代以下《诗经》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诗经》诸种文本秩序中，篇次尤其具有阐释价值。《诗经》以篇为基本单位，篇次因此成为《诗经》最基础的文本秩序。如果说《诗经》的分卷、卷次更多受到简帛物质载体的影响，那么，篇次则更多基于诗篇之间的意义关联，体现出《诗经》编定者、传授者的义例考量和经义寄托。因此，自礼乐歌唱时代开始，《诗经》的乐用、传授、阐释就十分注重篇次秩序。虽然战国秦汉《诗经》各传本如安大简《诗经》、阜阳汉简《诗经》、海昏侯《诗经》、熹平石经《鲁诗》的篇次多有差异②，但各家《诗》学都有意梳理、阐明、塑造自家合理有序的篇次秩序，同时又以其篇次义例阐释具体的诗义。这一点在《毛诗》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经过《诗序》《毛传》《郑笺》《诗谱》《正义》的系统构建和阐发，篇次秩序成为《毛诗》经文与经义权威性的重要体现。学界对此已多有关注，如韩宏韬、赵棚鸽讨论孔颖达的《毛诗》篇次观，赵茂林、虞万里分析《毛诗》与《鲁诗》的篇次异次及其原因，徐建委则考察了《毛诗》学内部从《诗序》到《毛传》《诗谱》的编次变迁，分析了《毛诗》编次逻辑及相关经义阐释的历时变化③。相关研究多关注到《诗经》篇次的异次现象，揭示了早期《诗经》篇次的复杂性，深化了对篇次秩序在《诗经》经文与经义权威建构中重要性的认识。不过，聚焦于《毛诗》学内部，《毛诗》篇次具有怎样的义例体系和层次、《毛诗》学家如何利用篇次义例进行经义阐释、应该如何评价相关义例的总结和阐释运用等，仍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下文尝试论之。 一、《毛诗》的篇次义例 《毛诗》部分继承了礼乐时代《诗经》的旧有篇次，如“《关雎》之三”“《鹿鸣》之三”“《文王》之三”的篇次，就承袭自典礼乐用时三诗连用的乐次，这部分代表了《诗经》最为稳定、最有渊源的篇次面貌。而自战国以下，《诗经》传本歧出，又经秦火，篇次多为倒乱。对此，《毛诗》按自家的经义体系调整了部分篇次，如“六笙诗”的篇次经过毛公改动，就有别于《仪礼》所载诸诗的实际乐次，也不同于《六月序》中提到的诸诗次第。不过更多情况下，《毛诗》学家仍是在尊重既有篇次的基础上，揭陈统绪，发明义例，以更好地维护和塑造自家《诗经》的有序、权威。这一工作发端于《诗序》；毛公作《故训传》，将《诗序》析于各篇之端时又有所经营；郑玄《诗谱》则有意将篇次与诗之作时、美刺等进行系统化关联；孔颖达更是综合《毛诗》学的前代阐释，注意到既有篇次的复杂性，总结出多条常例、特例、变例等，使得《毛诗》篇次义例更加周致、完备。下面根据篇次义例的主次顺序，一一论之。 (一)据事之先后为次 据《诗序》所示，《诗经》篇次的第一原则，是按周王、诸侯的世次排序。如《小雅》自《鹿鸣》至《鱼丽》为文王、武王时诗，《南有嘉鱼》至《菁菁者莪》为周公、成王时诗，《六月》至《无羊》为宣王时诗，《节南山》以下为幽王时诗。《大雅》亦据事之先后为次，其篇次分别与文王、武王、周公及成王、厉王、宣王、幽王的世次相对应。《国风》也不例外，如卫国的诗大体依照卫顷公、武公、庄公、桓公、州吁、宣公、惠公、戴公、文公排次。至于同一国君有多首诗者，也遵循这一义例，《邶鄘卫谱》《孔疏》曰：“诸变诗一君有数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后为次，故卫宣公先烝于夷姜，后纳伋妻，《邶》诗先《匏有苦叶》，后次《新台》，是以事先后为次也。举此而言，则其余皆以事次也。”再如《小雅》中宣王时诗，《小大雅谱》《孔疏》曰：“《小雅》自《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尽《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后。”也符合“据事之先后为次”的义例。 《毛诗》也存在与这一篇次义例不相符的情况。如《鄘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思归之诗，事在卫戴公之时，但次在卫文公诸诗之后，《邶鄘卫谱》《孔疏》认为：“在文公下者，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烂于下耳。”又如，《卫风·芄兰》为“刺惠公”之诗，其下《河广》为卫文公时诗，二诗篇次与事之先后相符，但再其下《伯兮》言“为王前驱”，郑玄认为事在《春秋》鲁桓公五年，当卫宣公之时，其下《有狐》，以“从上明之”的原则，亦为宣公诗。可见《伯兮》《有狐》篇次有违“据事之先后为次”的义例，《邶鄘卫谱》《孔疏》认为二诗“俱烂于此，本在《芄兰》之上”，并指出“换烂在作《序》之后”。再如，《郑风·清人》，《左传·闵公二年》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④事在郑文公时，今处于郑庄公诸诗之间，《郑谱》《孔疏》曰：“文公，厉公之子，《清人》当处卷末，由烂脱失次，厕于庄公诗内。”又，《王风·兔爰》与《葛藟》前后相次，《诗序》曰：“《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若依“据事之先后为次”的篇次义例，《葛藟》当在《兔爰》之前，《王城谱》《孔疏》认为：“简札换处，失其次耳。”再如，《豳风·东山》为周公东征三年还，劳归士之诗，而《破斧》为周公东征时之诗，《伐柯》《九罭》为周公受流言居东，成王未迎归时之诗，故《豳谱》《孔疏》认为：“《伐柯》《九罭》与《鸱鸮》同年，《东山》之作在《破斧》之后，当于《鸱鸮》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东山》，然后终以《狼跋》。今皆颠倒不次者，张融以为简札误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