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之基、国家之魂。中华民族正是得益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能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①这不仅指明了在新时代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化使命，也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高要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深刻把握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核心思路，就必须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领导大众开展文化革命的核心，实现了“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②但是在华北事变爆发后，文化革命出现了新的动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政权的文化侵略上升为主要矛盾。在1936—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各方力量组成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以抵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用传统文化的糟粕奴役人民群众的文化侵略。面对打着传承国粹的旗号而实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以艾思奇、何干之、柳湜等为代表的中共知识分子(本文中特指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仰并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运用辩证唯物论这一理论武器，在重塑传统文化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民族意识，积极保卫文化防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历史的梳理和把握全面抗战前夕中共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重塑，不仅有助于我们赓续“两个结合”的重要精神，还能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 一 全面抗战前夕中共知识分子重塑传统文化的历史出场 全面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屡次向华北地区推进侵略战线。日帝通过宣扬“王道乐土”，策动华北地区的“自治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成为了掩饰侵略行径、奴役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各方力量掀起了文化救国的高潮，企图阐发民族文化中蕴含的雄厚力量，提升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民族自信，解放被压抑、被奴役的民族意识。但是，在反抗的文化力量内部，由于各方文化势力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千差万别，阐述文化思想的形式也因门户林立而不尽相同。这不仅无法起到开启民智、服务抗日救亡的实际作用，还有可能导致内部力量斗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速作嫁衣。正是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以重塑传统文化为己任，揭开了服务抗战、思想解放的文化建设序幕。 (一)对抗与救赎：抗日救国形势下的文化对弈 中共知识分子掀起传统文化重塑的原因，首先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伪满洲为巩固非法的侵略政权，高唱“尊孔、复古、祀天、礼佛”的口号，企图借助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来奴役和压迫人民群众。在1934年溥仪称帝之后，时任伪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提出以王道立国的口号，指出伪满洲建国应当唯礼教之是，实行王道主义。随之，以程克祥、袁金铠、陈曾杰、王季烈等为代表的伪满洲汉奸，纷纷著书立说响应王道、尊孔的号召，包括《王道要义》《孔教新编》《王道梗概臆说十章》与《孔子学说为王道本原》等。同样，以高尾善一、上村哲弥、佐藤胆斋、一条林治等为代表的，在伪满洲任职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亦以王道和尊孔为核心大谈特谈“何为王道主义”“何为伪满洲建国之精神”等问题，③企图通过“因循苟安”“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混淆人民群众对侵略行径的认知，埋葬沦陷区来之不易的民族意识。 一则，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通过宣扬“王道乐土”以粉饰侵略，掩饰伪满洲政权的非正当性。郑孝胥等汉奸以“王道”和“霸术”来类比伪满洲国立国的性质。他祖述尧舜，指出自古以来世界历史之兴衰无非是“王道”和“霸术”力量消长。周朝以降重用“霸术”导致政治形势陷入“竞争厌制”的漩涡，战乱愈多，以至于民不聊生。他还把这种情势类比于当时西欧法西斯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多年的内战，认为诸种战乱形式频发就是因为“霸术”当道。郑孝胥援引孔子指出“亚洲为君主之国，已数千年，上下相维之义，为人民道德之发见，孔子言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④于是，伪满洲国欲以保育王道立国，以昌明王道的形式来掩盖复辟封建帝制的企图。无独有偶，日帝在伪满代表更打着“王道”的旗号，来粉饰对华入侵。高尾善一就曾宣称“日本仗义与师，援助东北人民，推翻恶政权，建立新国家”，他将东北军阀比喻成横征暴敛、剥削人民之邪恶势力，而将日帝入侵喻为“王道之师”，高谈“仁爱为本，厚生为用，本乎王道，顺天保民”，迷惑沦陷区的人民群众。⑤ 二则，日帝及汉奸以封建礼教、伦常教育奴役人民群众，阻碍大众的民族意识觉醒。为抵抗日帝及汉奸政权的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曾多次组织抗日爱国的游击战，这有效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群众的爱国反抗精神。但为了巩固统治，日帝及汉奸政权建立起一套王道教化体系，来抹杀民众的爱国主义意识。郑孝胥迂腐地指出“岂知爱国之宗旨，即为仇外之对象；军国民之资格，即为论战之先锋。此皆建威固霸之策，而世界之战祸”，⑥唯有讲求王道教化，以克己复礼，才能实现天下归仁。具体来看，汉奸政权为巩卫帝制，以伪满洲国文教部和民生部为核心组织了大量的“节孝表彰敬老”活动，大兴“古乐保存”和“礼制修订”以及“振兴孔教”等活动。⑦汉奸政权通过王道教化复辟封建统治时期的伦理纲常、五伦八德，打压民众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同样，为了巩固日本在东北的帝国主义统治，日帝代表也大谈“王道教化”，上村弥哲直接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⑧的方针，以雍容典章礼乐之文来改造东北社会，熏陶人民。对青年更是要授之以礼、训之以仁，使其彻底沦为伪政权的拥护者。文教部高尾善一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以“王道”为中心，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内圣外王”“政教一致”⑨的精神教育方针，并在沦陷区各省县教育部门推广，实现对青年学生一言一行的牢牢掌控。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