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困难重重。俄乌战争持续不断，美英澳(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不断发展，美国在科技、经贸等各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面对这些复杂的国际局势，世界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共同关注，国际社会会不会退回到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和地缘政治的时代？中国会选择联盟战略吗？我们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当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并没有选择结盟这条道路，而是主动举起国际治理的大旗，肩负起全球治理的重任，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以化解危机。中国的这一战略选择，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正确引领的结果，体现了多重历史和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 一、前言 实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方针是中国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后形成的成熟而稳定的外交政策。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伙伴关系，由此开启了打造中国伙伴关系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①，打造伙伴关系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②明确了发展伙伴关系的要义。由此观之，谋求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网络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长期任务，完全有必要对其形成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历了中苏结盟、中美“准结盟”关系后，中国越来越认识到秉承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重要性，不断更新国际站位，开始探索国际治理的新方式，为解决全球经济、安全等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是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重要突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具体实施路径之一，也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由此可见，伙伴关系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构建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新时代下，中国的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道路。建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身份不会改变，结合中国自身国情更加坚定地践行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在对外关系方面需更好地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从盟友到伙伴的实践过程，应该如何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伙伴关系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战略有何不同？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战略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有何意义？目前学界大部分研究停留在从实践层面分析国际战略内涵及其转型，没有深入分析战略转型背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因素。因此，本论文拟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在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的视角下挖掘影响中国国际战略转型的理论基础，试图探索出影响战略转变的理论因素，以期为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及成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提供学理基础。 (二)基本概念 在明确问题的提出后，还要对后文中提到的一些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界定，比如受权力性因素主导而衍生的“权力政治”“国家利益”“联盟”“盟友”和受非权力性因素主导而出现的“国际治理”“集体身份”“伙伴”等概念，便于更好地理解后文中的中国国际战略转型的演进脉络。 1.国际战略。战略最初是一个军事概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军事实践而产生。国际战略是国家实施和贯彻对外政策而施行的措施和手段。③它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策略，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大致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平衡性三个特征。国际战略的发展及转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对国际战略的转型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假定处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由于国家间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追求维持或扩大军事实力就是当时制定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随着国际互动的频繁和深化，学术界把制度合作作为化解权力性主导因素的主要途径，以硬实力为基础的权力性因素作用弱化，国际战略转型开始由军事实力的对抗向避免冲突和国际合作过渡。由此看来，国际战略的转型既受到权力性因素影响，又受到非权力性因素影响，而且非权力性因素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实施对外行为的过程中不仅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也要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角度进行考虑。权力性因素和非权力性因素在国家对外战略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受权力性因素主导的相关概念。权力是对他人行动和意志进行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在政治运行中，政治权力是指权力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心理关系。④爱德华·卡尔(Edward Kerr)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权力政治”。⑤权力政治就是行为体间围绕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在权力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存在许多因受权力主导对行为体产生影响而衍生的因素，我们把这些外部延伸统称为受权力性主导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往往是基于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而考虑的。也就是说，权力性因素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⑥诸如“自我身份”“简单学习”“国家利益”等概念都是受权力性主导而延伸的概念。 3.非权力性因素主导的相关概念。非权力性因素是指受弱物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更趋向于理念层面的因素。比如，价值观、宗教信仰等与软实力相关的概念。本文中涉及的“国际治理”“体系文化”“集体身份”“多边实现”等概念都是非权力性因素的衍生物。国际治理是一种与权力政治相对的逻辑。如果说权力政治是对个体权力的一种无限追求，那么国际治理就是对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考虑。体系文化也是受非权力性因素影响很大的一个概念，因为非权力性因素强调观念先行，放在国际体系的解释中可以理解为，国际体系文化是由行为体间互动产生的观念所构建的，观念构建的若是冲突性的文化体系，那么体系文化就会趋向于排斥性。如果观念构建的是合作性的文化体系，那么体系文化就会趋向于包容性。非权力性因素会导致集体身份的产生。通过深层次的社会互动和学习，行为体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而这种身份认同或利益若普遍化、一般化，就会上升为共同体的态度，集体身份就会出现。⑦这种集体身份是在复杂的学习中自我身份内化为集体身份的过程，不再仅仅考虑成本收益，而是站在国际治理的高度，这样就会在多边基础上整体考虑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本文中的概念“多边实现”就是基于此，是指国家利益的一种多边实现形式，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国家自身利益，不再追求单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寻找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获得更多合法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