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值得世界社会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可以直接贡献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回顾学术史，无论是二战前的欧陆政治学，还是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对“美国政治发展”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任何国家和时代的自主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对本国历史经验深度发掘的基础之上。12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既定的概念和理论诠释中国，而不是以中国经验发展政治学理论。事实上，深入观察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的运转机理，其中蕴含的政治学理论与中国之治的治理绩效有直接关联，都值得逐个研究或者一体化研究。比如，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作为其重要实现形式的人民政协，其结构和运行机理就体现了中国团结型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为中国之治奠定了制度基础。以人民政协的实践为切入点，也可以将这一制度的运作机理具体化，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操作的案例。 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维持共同体内部的协调稳定对各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制度无法整合新兴动员的民众力量而遭遇了亨廷顿所言的政治衰败和相应的社会动乱与经济停滞。近年来，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因无法弥合种族、宗教、贫富分化等社会撕裂现象而深陷严重的民主治理困境。这些都显示出团结的重要意义，如林尚立所言，未能将民主对团结的需求纳入民主化的重要战略是民主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①与之相对，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客观上实现了中国之治，在政治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②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最鲜明的特点，这一成就与中国的团结型政治密切相关。③ 团结型政治是指各个权力主体(种族、民族、阶级、集团等)的协调共存以及由此构成的国家的协调稳定。④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重要的实践经验，团结型政治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团结可以促进合作奋斗，减少分歧促进稳定，“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⑤ 政治制度是构成团结型政治形态的关键，也是将解决问题和维护共同体的愿望及意志转化为现实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⑥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制度模式，即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核心的逻辑就是团结。⑦正是在民主集中制这一团结性的根本组织原则统摄下，中国各项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呈现出追求协调共存而非对抗制衡的团结型政治逻辑。本文主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在人民政协的实践为基础，在比较国家治理的视角下，发掘团结型政治的制度结构和机理，探索其制度潜能，努力将政治实践经验理论化，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 一、“团结型政治”研究简述 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表明，各国政治团结性和凝聚力的有无以及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状况。过去半个世纪，选举竞争和分权制衡的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政治学界热衷探讨的议题。与之相应，发达国家及其所掌控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系列与之适应的“好制度”和“好政策”方案，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行西式民主。⑧秉持“民主和平论”观点的学者认为，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模式的西式民主相对于其他制度形态，最能促进政体内部稳定和发展。⑨其具体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更充分的信息流通促进和平。公开选举的政治竞选规则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通过提供不同政治势力支持力量分布的真实信息，威慑实力较弱的对手或促使弱势在任者寻求权力分享方案避免内部冲突。⑩其二，替代机制。在选举民主政体下，反对派可以通过竞争选票这一合法的替代机制来争取权力，避免了直接使用暴力。其三，在群众动员层面，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被普遍认为是合法当选的，反对派使用暴力会缺乏群众支持，从而更难动员有效反抗。其四，自我选择机制。在压制竞争的体制下，反对派常常被迫转入地下，地下反对力量更容易吸引激进、冒险主义者，这些人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而民主制度中的反对派由于可以合法参与政治而更加多元、温和。(11) 然而，西式民主制度的广泛移植并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反而通过选举动员强化认同政治，激化了种族、宗教、贫富分化等矛盾，引发社会撕裂，形成分裂型政治形态。在发展中国家，对非洲西式民主制度引入后族群冲突频发的研究已汗牛充栋。迈克尔·曼曾指出，“人民”往往容易被狭窄地定义，在民族主义占主导、多族群对立严重、国家合法性不稳定的环境中，选举民主制度可能导致多数暴政，甚至极端的族群暴力。(12)从共产主义向西式民主转型的中东欧国家，随着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深，左翼政党在选举中优势更大，由此右翼政党为了胜选，引导选民注意力从经济利益转向宗教、种族等价值观问题，以此获得竞选优势。(13)这一基于价值的动员策略不仅无法改善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反而强化了认同政治的泛滥和社会撕裂。在发达国家内部，选举民主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极化，形成了分裂型政治形态。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南方种族隔离体制彻底被打破后才真正建立选举民主体制，开始面对多族群异质性社会的挑战。民主化之后近几十年不断发展的政党极化展现了其民主体制的脆弱和衰败。(14)欧洲右翼政党同样不断诉诸“我们”和“他们”的竞选策略，导致了政治极化。(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