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原则，民主模式是落实人民主权的具体形态。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民主成为民众行使政治权利的民主模式，西式民主被塑造为现代民主的普遍模式。西式民主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但是其质量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担忧。中国并没有采取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坚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世界民主发展的多样图景重新将民主模式问题推至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以民主的价值模式—实践模式分析框架来理解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及其来源，认为一种民主模式植根于特定的文明基础，文明的多样性形塑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 一、重新思考民主模式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西方世界长期掌握民主话语的支配权。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将非西式政体归结为“威权政体”，挤压了其他民主模式的生存空间。然而，历史并未遵循“历史终结论”的剧本发展，西式民主的“普世性”话语越来越难以解释世界民主的多样化图景。对西式民主的条件性和多元现代性的讨论为重新理解民主模式提供了理论线索。 关于政体的文化—社会条件的论述具有悠久的政治学知识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时就已考虑政体与现实条件的匹配性：“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而要根据“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①近代以来的部分思想家也往往透过政治社会学的视野来认识西式民主的条件，例如托克维尔将支撑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归于“民情”。②即使在现代西方的民主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均质文化、可控的社会冲突、市场经济等方面对于维护民主制度的重要性。③通过研究许多发展中国家移植西式民主产生的治理困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其根源在于缺乏足够的国家能力④，而杨光斌则发现西式民主的良好运行至少需要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同质化条件。⑤ 研究者也从多元现代性视角思考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但是“现代性不等同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⑥因此，西式民主是“西方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具体产物”，任何试图将其“在各种文化中普遍化的做法都可能是愚不可及的”。⑦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之外，其他地区也可依据自身的历史文化条件开辟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形成不同的民主模式。“在不同的社会里，民主制度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它们“都受到了这些社会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⑧正如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所说：“如果民主确实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紧密相连的，那么，如何能够指望在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的非西方国家发展西方式的民主……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它需要得到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细心照料和调整。”⑨立足于多元现代性视角，许多中国学者超越了“民主—威权”二分法，结合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阐述了中国民主的丰富意涵。中国民主模式既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继承了“天下”政治观、民本思想、贤能政治的传统⑩，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兼顾个体自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特征。(11)“社会主义民主—民主集中制—协商共识型民主—可治理的民主，构成了以人民民主为价值原则的中国模式”(12)。 总的来说，西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各种社会文化条件的支撑。然而，关于西式民主条件性的讨论依然停留在考察西式民主的单一视域中。阐明西式民主的社会文化基础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其话语支配地位，单单着眼于西式民主本身来探究其各种条件并不足以矫正将其视为民主唯一模式的成见。比较而言，多元现代性视角下的民主模式反思将有力拓展民主模式的研究视域。如果说西式民主最大的“当地条件”是西方文明和西方现代化，那么发展非西式民主最大的“当地条件”就是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现代化，人类文明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就可能孕育多样化的民主模式。但是，目前多元现代性视角下的民主模式研究并没有较为深入地阐释文明究竟如何发挥形塑民主模式的作用。 本文的民主模式研究是从文明多样性入手，探索不同文明是如何分别塑造现代民主的价值模式并形成与之相称的实践模式。民主政治虽然是一种现代性政治，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和传统的彻底割裂，“人民主权”的实现首先要依托于特定的文明基因及其衍生的观念和制度。一种民主模式在特定的文明基础上形成，可划分为“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两个维度。民主的价值模式是特定文明基因在政治观念层面的自然传递，其中的“价值”意指实现民主的统领性价值导向，而民主的实践模式则是与价值模式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当把一种民主模式蕴含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揭示出来时，人民主权这一抽象的公共之善就实现了具象化。如果说人民主权是民主的一般性模式，那么民主的价值模式就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文明性或国家性模式，实践模式则是落实价值模式的制度工具。现实中民主的实践模式需要和特定的价值模式相匹配，否则可能因二者的张力酿成政治冲突。正是由于民主模式内生于文明之中，因而文明的多样性形塑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 从民主的价值模式—实践模式出发，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当前流行的西式民主。它根植于西方文明，内含作为价值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与作为实践模式的党争民主。将西式民主视作“普世价值”的民主模式研究忽视了平行于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对各自影响范围内民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扎根于中华文明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不断发展。为了解构西式民主的“普世性”话语，建构中国民主的自主性理论表述，本文接下来将分别阐释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如何生发各自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 二、西方文明视角下的民主模式 西方民主存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分。古代民主是“一种限于城邦的、直接的、不考虑个人的(不自由的)民主”，现代民主则是“一种国家范围的、代议制的和尊重个人的(自由的)民主”。(13)二者在价值与实践两个层面具有明显区别。从价值层面来说，古代民主的重心在于城邦共同体和公共利益，现代民主则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上注重维护个人权利。从实践层面来说，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具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前者是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全体公民对公共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后者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主要通过政党组织民众选举代表来进行统治和决策。因此，西方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14)当我们今天谈论西式民主时，通常指向西方现代民主。那么，西方现代民主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西方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世纪形成的西方文明为西方现代民主奠定了自由主义价值根基，并衍生出维护自由价值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