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逐渐推开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在近代以来经历的衰颓与农业文明时期的成功形成鲜明反差，直至中国共产党以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以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以超大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成为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取得瞩目成就？经济学聚焦市场、产权、企业、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通常用市场化理论、民营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产权理论、人口红利理论等予以解释。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把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视为给定的外在变量，并没有对制度的要素及其作用予以考察和说明。个别学者虽然观察到了中国政治体制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科技与全球化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②是这些因素能够产生奇特效应的关键原因，但中国政治制度究竟如何保障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研究表明，现代化既孕育发展机遇，也可能引发“现代化陷阱”，对传统国家体系具有显著的解构效应。它挑战传统权威，冲击既有秩序，若缺乏与之适配的制度供给，极易诱发国家认同危机、利益分配失衡及治理效能失灵等多重发展困境。通常而言，现代社会构成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或结构包括政党、政府、国家与社会，决定其制度绩效的是这些要素或结构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效应。简单地说，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政党决定发展方向，政府实施发展政策，社会提供发展动力。当这四大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指向共同的发展目标，形成“集合性行为模式”时，制度的整体效应会得到最大发挥。相反，如果四大要素各行其是，或者协调不足，形成“分化性行为模式”时，制度的整体效应会因为“内耗”而折损。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反面经验证明，政党互相攻讦、政府各自为政、社会利益冲突，往往导致国家治理失效，阻滞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经历了曲折探索、缓慢进展的过程。1978年后，中国通过持续推进治理改革，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家现代化也层层递进，不断深入。与早期现代化国家以及其他后发国家相比较，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核心在于阐明其独特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这一维度包含三重关键内涵：首先是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构成现代化的核心引擎，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设计，确保改革方向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统一；其次是制度效能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政府制度、社会制度，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是政策导向锚定——政治维度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本质，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本质是“政党—国家—政府—人民”四位一体的治理范式创新。它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割裂的困境，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整合实现发展动能聚合，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的现代性方案。这一维度不仅可能定义中国道路的特质，更有可能重构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坐标系。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从政治维度，特别是从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出发，将中国现代化的经验纳入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的总体效应分析框架中，并进一步解析为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主导，构建自主性国家(autonomous state)，通过有为型政府(proactive government)，实施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现代化事业进步的作用机理，以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贡献。 一、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主导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常被视为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供领导核心的关键力量。从历史维度观之，强有力的政党确曾推动诸多国家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它们动员社会力量，为工业革命、科技跃进、法制建设铺设轨道，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与领导者。然而，政党政治如果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就可能从现代化的驱动者变为绊脚石。当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福祉之上，政策制定便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现代化转型中的内战、纷争，都是党派撕裂消耗现代化动能的明证。因此，政党具有鲜明的双面性：一面是现代化共识的聚合体与发展的组织者，另一面则可能成为撕裂社会、阻碍进步的渊薮。如何使政党政治真正服务于现代化目标，既需制度的约束，亦需超越党争的政治智慧。政党在现代化中的角色，终究系于能否超越自身狭隘利益，成为国家共识的塑造者而非分裂的推手——这既是对其合法性的终极检验，亦是现代化得以行稳致远的深层密码。 现代国家多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来组织和运行。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基本制度确立在先，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是缓和并归置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与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无论是“议会内政党”，即由立法机构内部的派系逐渐演化而来的政党，还是“议会外政党”，即由立法机构外的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演变而来的政党，都扮演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的角色，是“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其功能和作用在于动员社会支持、赢取选举、组建政府、实施政纲。③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从对抗王权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利益团体发展而来，因其诞生于社会利益集团冲突(如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产生)、依赖利益输送维持政治生存(游说—捐款—政策回报循环)而被民众普遍认为是精英利益的代言人。 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宏大历史变革中由多种力量和因素共同形塑而成。中国早期政党脱胎于传统的秘密会党，是旧国家的敌人；后经近代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政治知识的洗礼、重塑，政党被寄寓了挽救民族危亡、践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政党又被寄寓了开展人民革命、走向人民共和的历史使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领导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凭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通过革命道路建立的“新中国”形成高度互嵌的“政党—国家”结构。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体制是近代中国以革命创制现代国家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和特质两相契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