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反劳动”亚文化：表意实践、生成逻辑与引导策略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劳动最终将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本身，从“谋生劳动”上升为“人的第一需要”。从历史纵深与现实维度看，劳动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推动社会发展的应然活动。然而，当代部分青年对劳动活动产生迷茫、甚至抵触心态，“揶揄劳动”“贬低劳动”“消极劳动”等“反劳动”亚文化现象不断出现。这映射出当代青年在学习和职场中的精神压力，他们本质上反对的是“流水线式”“无效竞争”的劳动，而并非否定劳动本身。为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和亚文化理论，解析“反劳动”亚文化的表意实践、厘清其生成逻辑、探究其引导策略，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青年“反劳动”亚文化的表意实践

　　风格，被称为“有意图的沟通”，往往是亚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亚文化群体试图获得文化认同和社会定位的方法和手段。要解读“反劳动”亚文化，必须透彻地掌握青年“反劳动”亚文化的风格。约翰·克拉克认为，“要观察风格，不能脱离群体的结构、地位、关系、自我意识”[1]。作为“反劳动”亚文化的参与主体，青年学生、青年职员等群体制造出各种盛行一时的独特的风格和符号系统，主要以网络流行语的形式体现，并衍生出音乐、文学、表情包、鬼畜视频等话语形式。话语实践构成亚文化风格的核心载体，是亚文化的表现形式。近10年来，从“葛优躺”到“班味”的网络流行语、从“表情包”到短视频等网络创作形式，青年群体的话语实践呈现出一系列“反劳动”亚文化景象（见表1）。

　　

　　(一)拼贴、同构与共鸣：青年“反劳动”亚文化的意义建构

　　文化是一种群体类实践，它以有意义的内容和形式让群体生活得以具象化呈现，并通过各种符号形成群体成员能够理解的“意义地图”。剖析符号生产过程是研究亚文化风格的重要途径。青年“反劳动”亚文化通过拼贴与同构的符号生产方式，以期实现群体性共鸣。

　　青年“反劳动”亚文化以“拼贴”扰乱话语形式。在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中，“拼贴”被解释为，原始人利用巫术作法，将某些不相关的物品结合，以形成具有联系的隐含意义。从符号学的角度，亚文化的拼贴往往是将毫无相关性的两个或多个物品进行合并，其内容看似杂乱无章、毫无逻辑，因为被选择用于拼贴的物品已经被刻意抹去了它传统的所指概念。部分亚文化研究在论述“拼贴”时，提到“基本的元素可以出现在各种即兴拼凑的组合中，从而在它们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意在表达拼贴的偶然性和复杂性[2]。从当前“反劳动”亚文化现象中可看出，参与群体充分使用了“拼贴”手法，即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品(文字、图片、音乐、视频)进行意义生成，改写、颠覆和延伸了一些重要话语形式的使用方式，将看似无法调和的两种现实并置在不合时宜的时空里。扰乱现行语序、解构传统认知是“反劳动”亚文化生成的第一步。例如，Bilibili(B站)创作者们将中文字符、猴子图片、日语谐音等内容杂糅在一起，运用美声、戏腔等各种腔调创作、改编了多种版本的《吗喽之歌》。这些典型的拼贴手法，试图通过世俗的物品、符号使固定的使用模式失序，以此来变得卓尔不群。

　　但是，失序并不是青年“反劳动”亚文化群体的最终目的。在“拼贴”后，亚文化要以“同构”创作“和谐之音”，形成“一个传达崭新意义的形式，并能体现向新语境的转化和适用性”[3]，即通过“同构”在混乱中创造“井然有序”的内在结构，满足亚文化群体的一致性需求。所以，“反劳动”亚文化的旨趣何在?当“反劳动”话语打破了常规的话语体系后，要进一步寻求内在的统一，逐渐构造固定的语义圈层结构，进而实现工作群体的认同，即亚文化成员看到此类文字、视频和物品就能保持和反映自身的价值观。例如，青年职员将“牛马”“吗喽(猴子)”“鼠鼠”“水豚”合构成为“赛博动物园”亚文化集，以动物隐喻身份卑微、出身寒微，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缓解学习、职场等场景中的焦虑。在此过程中，“反劳动”亚文化群体找到了共鸣，其价值观与生活风格实现了象征性一致。最终，青年“反劳动”亚文化通过符号、行为、仪式等具体形式来生产、传播、协商和争夺“意义的社会”，即在“实践”和“存在”的意义上建构和追求认同。“反劳动”亚文化成为主流劳动话语的社会代码被破坏和解构的重要场域。

　　(二)交锋、互嵌与共存：青年“反劳动”亚文化的意义流向

　　20世纪70年代，亚文化研究者霍尔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形成特别的风格，其目的就是为了‘抵抗社会’”[4]。因此，伯明翰学派学者普遍认为，“抵抗”是亚文化群体对社会集中性问题的“象征性解决”，是亚文化的天然属性。但在当前语境下，亚文化展现出史无前例的复杂性、流动性、虚拟性。单纯运用“抵抗—收编”框架分析“反劳动”亚文化显然不够全面。相反，大量事实印证，当下的“反劳动”亚文化更倾向呈现出一种“交锋—互嵌”的动态关系形态，其与主流劳动文化的互动远非简单的对抗或被吸纳，而是表现为持续的边界协商、话语渗透与价值层面的互构。

　　一方面，“反劳动”亚文化对主流劳动文化形成冲击。“反劳动”亚文化存在厌倦劳动、逃避劳动、拒绝劳动等表征，具体体现为青年对劳动主体的身份贬低与对劳动意义的价值消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5]。因此，我国的主流劳动文化将劳动者定义为社会进步的“生产者”和“奋斗者”，应当具有显著的社会地位。然而，“反劳动”亚文化通过将劳动者隐喻为“牛”“马”“老鼠”等动物，存在明显的身份贬低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塑造了人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主流劳动文化赋予劳动以自我实现、人生价值、道德责任等崇高意义，但“反劳动”亚文化试图解构劳动的意义，将其降格为纯粹的、重复的、无意义的谋生手段，形成劳动虚无主义。此外，主流劳动文化也对“反劳动”亚文化实施着系统性的符号治理，其收编、规制方式主要表现为符号转码、功能置换、教育引导等。例如，通过劳动教育强化劳动价值论对冲劳动虚无论，对亚文化群体作出价值引领、目标激励等系列措施，促进学习者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6]。